第九章 問題與答案 麥克阿瑟問題大論戰的實質 軍事上與政治上的影響

為了換得一種不穩定的和平(正如艾森豪威爾将軍告誡全國時指出的，在世界範圍的鬥争中，這種和平“隻不過是單獨在一個戰場上實現的停火”)，我們失去了無數寶貴的生命。

    人們本指望在此之後能很好地吸取和運用我們以如此昂貴的代價換來的所有經驗教訓。

    可是，那些令人嗤之以鼻的陳辭爛調至今仍不絕于耳。

    而那些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和六月的大辯論中(當時，美國的遠東政策在參議院受到了苛評)明确提出的宏偉國家目标，卻竟然好象被我們的許多公民給忘記了。

     當時，參議員理查德·技塞爾曾發表過這樣一段講稿：“我們對于在遠東實行何種合理政策可能存在着分歧。

    我們對于戰略問題可能各執己見。

    我們在個性上可能相互有别。

    但是，在為自由和正義獻身時，我們會團結一緻；我們維護我們的制度和法規的決心将始終不渝。

    我們希望我們的制度、法規得到維護，不受侵犯。

    但是，我們的制度和法規固然要維護，美國人民的目标卻不應為這場考驗人的嚴峻論戰中暴露出來的任何問題所動搖”這些目标過去當然是，而且今後仍将是：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獨立，堅持國家的道義和基本原則。

    我們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所有交往活動必須着眼于最終實現這些目标。

    我們在自由世界的領導責任要求我們必須采取一種強硬的對外政策。

    如果說我們沒有從這場戰争中學到别的東西，那麼我們至少懂得了在這種強硬政策受到挑戰時，企圖以兵力單薄的武裝力量為後盾來貫徹這種政策，那将是愚蠢的做法。

    更确切地說，朝鮮戰争使我們再一次嘗到了我們最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嘗到過的那種教訓的滋味。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恐怕當時活着的沒有哪一個政治家或政界人物能夠說服我們厭戰的人民同意讓自己的兒子繼續去當兵打仗。

    正如我在第一章中已經說過的那樣，隻有少數幾個人反對這樣輕率地不顧後果地拆除我們龐大的軍事機器，而他們的警告又很快為報刊、電台、官迷以及各處老百姓的呼聲所淹沒。

    軍隊複員一旦開始，便再也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擋這股洪流。

    就象對待我們手中的刀劍一樣，我們的軍艦，任其鏽蝕，我們的飛機，任其損壞，我們各種強大的戰時工業，則任其轉變為平時工業或幹脆廢棄。

    我們精神上的馬奇諾防線(我們對聯合國以及對我們原子彈的威懾力量充滿了信心)使我們産生了一種安全感。

    因此，我們的心思就轉向了掙錢、球賽、新式的汽車和嶄新的寓所、方便生活的各種新設備、度假，以及購置我們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享用過的無數生活必需品。

    作為各軍兵種骨幹力量的千千萬萬有技術、有經驗艙士宮和技術人員很愉快地認為，自己已完全盡到了對祖國的義務，因而脫下了身上的戎裝。

    如果他們能早幾年預見到，自己又得匆匆地返回軍隊，急速地準備行裝，氣都來不及喘一口就被倉促地運往(而且常常采取空運的方式)一個新的戰場，那麼，當初就連他們也會要求國家停止單方面裁軍的。

    可是，在那些日子裡，誰要是認為我們可能還要打一場除一場新的世界大戰之外的其他什麼戰争，那就會被人覺得荒謬到極點，而爆發世界大戰看來又極不可能。

    有限戰争這個概念還有待今後被人們所認識。

    我們的人民當時總喜歡認為，不用踏上敵人的國土而完全通過海、空力量和核彈就可以進行任何戰争并赢得任何戰争。

     我們對未來情況所作的可悲的錯誤判斷，絲毫也不能歸咎于戰略和戰術方面的情報不足。

    不，我們隻是未能對手中掌握的情報作出正确的分析。

    我們對事先可以預見到助很可能要發生的意外情況未能拟定相應的方案。

    我們忘記了我們外交地位的強弱要取決于作為其後盾的軍事實力。

    我們在遠東幾乎沒有留下任何陸軍部隊。

    而我們在那裡的那點部隊，用麥克阿瑟的話說，又隻适于擔負占領軍的任務而不是作戰任務。

    在歐洲的情況也大抵如此。

     我在前面已經指出，把那些參加過長期戰争、剛剛安頓下來的士兵們重新投入戰火紛飛的前線未免太不近人情。

    但是，我還要強調一下，我們當時來不及将新征召的沒有經驗的青年人空運到前線去，阻止敵人把我們在朝鮮的那點十分弱小的部隊趕人大海。

     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完全避開這場沖突呢？我們是否可以象以往常常所做的那樣放棄朝鮮，讓這個幼小的共和國夭折呢？ 問題就這樣直接擺到了唯一可以使其得到解答的地方——白宮面前。

    以往，從來沒有那一位美國總統在如此措手不及的情況下碰到過戰争與和平的問題，也從未出現過這樣一種孕育着無法估量的巨大災難的戰争與和平的問題。

    以往的對外戰争都是在一系列事件之後發生的。

    這些事件已經為戰争做了很充分的輿論準備，因而使最高決策人能夠獲得民衆的廣泛支持。

    導緻我們與西班牙作戰的對古巴長期殘酷壓迫的曆史；促成我國人民在第一次對德戰争前作好思想準備的我們那三中的敵對行動和違反中立原則的行動；突然将我們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在珍珠港發生的背信棄義事件——所有這一切都使得麥金萊總統、威爾遜總統和羅斯福總統能比較容易地作出重大決定。

     然而，一九五Ｏ年六月，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戰争便突然降臨到我們的頭上。

    這一事件爆發之突然可與珍珠港事件相比，但究竟采取何種對策卻沒有珍珠港事件發生時那樣清楚。

    一九四一年，我們唯有采取一種體面的行動。

    而在一九五Ｏ年，杜魯門總統本來或許可以對這一問題采取回避的做法，這樣，社會壓力就會減少到最小的程度。

    但是，總統采取了斷然措施迎接對方的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