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論孫文思想發展的階段性

地大搞其北伐。

    結果終中山之世，他連個母省廣東也未能統一；由于他的号召而赴粵“就食”的客軍，卻把他的母省故鄉弄得烏煙瘴氣，民不聊生。

    可是中山對打仗興趣之大，枉顧民命，簡直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

    當一九一八年廣東督軍莫榮新與之龃龉時，孫氏竟登上軍艦要炮轟督署。

    那艦長為了怕傷及平民，不願開炮，孫公大怒，竟親自操炮轟之——這恐怕是民國内戰史上，主帥親自開炮的唯一例子吧！至于傷及多少無辜平民，那就史無明文了。

     總之，中山在民國初年是個勇于内戰的地方武力。

    他的主要目标，也和其它主要軍閥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等所希冀的“武力統一”初無二緻。

     大家的目标是一樣的。

    但自袁世凱死後，各派系打了十幾年的内戰，誰也統一不了誰。

    小寡頭随處皆有，而大寡頭卻始終出不來。

    其情況從近古史上看，頗似“五代十國”（九零七～九零六。

    ）；從遠古史上看，則頗似戰國七雄之争。

    七雄何以終為虎狼之秦所統一，便是赢秦氏找到了一個新的富國強兵的方法。

    中山打了十來年内戰毫無結果，最後終于從頓悟中發現了一個新方法，這新方法叫做“以俄為師”。

     5.7 蘇聯模式之發現與仿效 “以俄為師”這口号是孫中山叫出來的。

    他抓到“武力統一”這個主題，最後也抓到了如何以武力統一的方法。

    他找出這法則來，雖無緣及身而見其成，他的繼承者蔣介石卻接了下去做。

    中國共産黨在“江西蘇維埃政權”時代，毛澤東的“槍杆出政權”的法則，在其著作中也講明“蔣介石是我們的老師”。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蔣介石背叛了他的老師孫文“以俄為師”教訓的結果。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以後。

    蔣就不再以俄為師了；最後弄出個“獨裁無當，民主無量”的失敗結果。

    千秋大業，及身而敗，在中國曆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最近三十年來的中外史家，包括我自己，都一直在搜尋中山“以俄為師”和什麼“三大政策”的本末。

    從公開史料到中俄秘檔，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一定要搞個水落石出。

    其實這些雞毛蒜皮的小考據，都無關宏旨。

     吾人如熟讀中國的《國父全書》和俄國的《列甯選集》，便知從孫氏在一九一三年改組國民黨起，他在思想和方法上已經和列甯大體一緻了。

    在一九一七年之後，列甯一舉而推翻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國，并趕走了四圍入侵的帝國主義勢力，孫公不免為之耳目一新。

    他所搞的“慎施命令”那一套，正是列甯所搞的“領袖獨裁”、“職業革命家”等教義的精華所在。

    孫的思想也是列甯的具體而微。

    兩人思想既屬一體，兩人行為原可一拍即合。

    列甯成功之後，孫氏面壁九年，始大徹大悟，乃盡棄所學而學焉——一語破的：以俄為師。

    他未竟全功便死了，蔣介石半途而廢，毛澤東則青出于藍。

     5.8 “以俄為師”隻是個階段 國民黨内有些史家在雞蛋裡找骨頭，說中山“以俄為師”隻是學其“用”而非習其“體”。

    中山的“軍政”之後，還有更偉大的“訓政”和“憲政”呢！ 但是過去六十年的史實告訴我們，孫中山“以俄為師”的最大目的，是把俄國模式中最有效的方法學來，作逐鹿中原的武力統一之用。

    統一之後的中國是個什麼模式，孫中山也隻是說了一大堆空洞的理論——事實上，國民黨六十年來究竟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訓”過“政”呢？到目前為止，國民黨自己還不是在繼續“受訓”嗎？ 至于列甯那一套，最有效的也隻是“武力統一”。

    統一後的蘇聯，除了個偉大的軍國主義之外，又搞出些什麼名堂來？列甯所搞的是用暴力破壞了帝俄的封建專制制度。

    把這制度打碎了，怎樣建造出一個富強康樂、自由平等的社會主義的大國來，列甯并沒有留下藍圖。

    他的老師馬克思也沒有講個明白。

    我國古代政治家陳平告訴他的主子劉邦說：“陛下于馬上得之，不能于馬上治之。

    ”馬上得之是破壞的結果：下馬而治之，則要憑一點一滴經驗之累積。

    智慧與機運并用，不可憑空臆造，奢談什麼什麼主義。

     七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孫中山的“以俄為師”也隻是個階段；一個“馬上得之”的階段。

    這個階段的作用是“武力統一”和“槍杆出政權”。

    這階段一旦從曆史上退去，馬上既不能治之，則下馬而治之，就得找出個新的主題、新的方法才是正确路線。

     5.9 現階段也應有個主題 一言以蔽之，在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孫中山的偉大，便是他抓住了兩個主題，領導了兩個階段。

    毛遂說：“諸公碌碌，皆因人成事者也。

    ”中國發展至今，因人成事的階段已逐漸過去，在曆史的現階段，我們要找出我們自己的制度來，下馬而治之才好。

     注釋 ①見本書第一冊第一篇。

    這篇二十六年前所發表之拙作，自覺可修正之處甚多，然“階段性”這一假設，則個人看法至今未變也。

     ②近代革命家，差不多都是一次革命論者，認為人類所理想之社會。

    可以一蹴而幾，而不知人類社會之進化是沒有什麼“最後階段”或“最後型态”的。

    在中國思想界，首先介紹此一概念的便是孫中山。

    他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發刊辭上，便主張“畢其功于一役”。

    見《民報》第一号，一九零五年十月，發行于東京。

     ③國民政府于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明令尊稱孫文為“國父”，見當時政府《公報》及各報章。

    高蔭祖編《中華民國大事記》（台北，世界書局，一九五七）及劉紹唐編《民國大事日志》（台北，傳記文學社，一九七三）第一冊，均有記載。

    稱中山為國父，早于一九二五年中山逝世時之哀思錄等均已倡之，見伍達光編《孫中山評論集》（廣州，中國國民書局，一九二六年六月再版。

    初版序言為一九二五年五年五月一日）。

    然多為“私谥”。

    政府明令則始于一九四零年四月一日。

     ④筆者遍翻《國父全集》、《孫中山全集》、《選集》、《孫中山先生二十年來手劄》一類書籍，孫氏除少數帶有機密性，或是緻日友人之函劄署名“中山”之外，其它公私文件，悉用“孫文”。

    滿清及袁世凱對孫公之通輯令，亦用“孫文”。

    參見《清德宗實錄》第五冊頁三四二九。

     ⑤見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台北，遠東圖書公司，一九八二年版）第一集。

    頁一五。

     ⑥見《梁任公年譜長編》（台北，世界書局，一九六二）上冊頁一零三、一四零；并見前注吳書頁二三七。

     ⑦《團結報》（北京政協發行）一九八五某期亦有短文紀此事。

     ⑧見注④。

     ⑨見《孫文學說》第五章；參閱《國父全書》（台北，國防研究院印，一九六六）頁一九。

     ⑩見魏源撰《海國圖志》序。

     張之洞是魏源之後新派的發言人。

    他所主張的“體”、“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已不限于西洋之科技矣。

     梁啟超認為他和其老師康有為雖同主張“變法維新”，然渠已比其老師托古改制的“今文家”，半壇醋的西式君憲論又邁進一步。

    參見張朋園著《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之十一，一九六四），第五、六兩章。

     孫文提出這口号足在一八九四年。

    《興中會》創立之時。

    從魏源到孫文，西化發展，階段分明。

     楊衢雲（一八六一～一九零一）、謝續泰（一八七二～一九三七）等，于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三日在香港成立之“輔仁文社”實早于“興中會”二車。

    後兩會會員以旨趣相同，會員背景相同。

    于一八九五年二月在香港合并，會名沿用後者，以其名稱更富政治革命性。

    而“伯理玺天德”（“總理”或“總經理”）一職。

    則由楊衢雲擔任，可能因為楊在香港居住較久，會中友好較多之故。

    亦有史家認為兩會合并後之第一任“總理”為黃詠商，衆說各異，文獻難考。

    但是他們這批在海外定居的小華僑和留學生政見之一緻，則是不争之議。

    斯時國内知識界尚無此構想也。

     亞當?史密斯完成此書于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之年也，允為近代“自由貿易”之始祖，而“自由貿易”者，自由貿易于諸民族國家之間也。

     美國獨立前為“英國殖民地”，今日五十州之北美合衆國為說英語的多民族國家。

     十九世紀末時，諸歐洲民族國家之成長與争雄，實促成現代曆史上“民族主義”的濫觞時代，尤其是德、意兩國之統一，及其民族英雄腓特烈大帝、俾斯麥、馬志尼、加富爾等之傳奇故事，以及《柏林之圍》、《最後一課》等民族主義小說均脍炙人口，俨然時代精神也。

     首受西歐民族主義影響而崛起的“有色人種”當為日本、孫中山時代之中國、凱末爾時代之土耳其，以及甘地、尼赫魯時代之印度。

    各種民族主義運動，原是一脈相承的，與後來的社會主義運動，頗有相似之處。

     我國史書上以迷信煽動農民暴動的事件，累見下鮮。

    黃巾、白蓬教皆其著者，但是西洋史上之宗教戰争在中國史上則絕無僅有，有之，洪、楊所領導的“拜上帝會”，則為唯一的一宗。

    洪、楊于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濫觞之時，搞反民族主義的暴動，不識時務，不谙國情，終被撲滅。

    今日衛道最力的錢穆教授便一再指出：曾、左、李、胡之對洪、楊，非忠于異族也，保衛華夏之“道統”也。

    見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一九四八年版）頁六三四。

     洪、楊極盛時，擁衆數十萬，占地七、八省，典章文物、文武百官齊備，俨然一朝廷也，而孫中山先生在辛亥前所領導的所謂十次起義，用當前的術語來說，隻可說是一種“恐怖主義”，和今日一些阿拉伯團體所搞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同小異。

    就以他和楊衢雲共同領導的一八九五年廣州起義為例，他的原計劃隻是以二、三十人攻督署，二三十人攻“旗界”，“任務已完成的隊伍則分頭放火，以壯聲勢”等等。

    （參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由前革命史》及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上冊頁一二六）。

    孫公何以要搞這希望甚微而犧牲至大的恐怖主義呢？那就是因為他堅信，革命黨隻要有個立足點，則全國便會聞風響應（參見孫文于一九零七年緻南洋同志籌款信函，《國父全書》頁四零一及以後諸篇）。

    後來果然民軍一占武昌，而各省響應矣，斯“天父天兄”所不能也。

     參考柏楊版《資治通鑒》第二冊，或司馬光原著卷一。

     憶三零年代之初，筆者讀中學時，曾聞一國文老師談北伐故事。

    他說北伐軍有政治部在街頭貼标語，軍閥孫傳芳在南京仿行之。

    渠時為大學生，回憶說：“一看孫傳芳的标語，就知道孫某非垮不可。

    ”十餘年後，筆者竟然也做了中學文史教員，想不到竟發生相同感觸。

    甚矣，口号之力也。

     辛亥革命前之“驅除鞑虜”口号，雖甚有力，卻極不公平，葉赫那拉氏，事實上為漢文化中之女主也，與鞑虜何幹，載湉（光緒）、溥義（宣統），漢文化皇朝之末代帝王也，也不可以異族視之。

    所以這一口号，辛亥一過即煙消雲散。

    漢民族毫無歧視滿族之遺恨。

    然此一口号有革命功勳，亦列甯所謂“煽動”與“宣傳”有别也。

     辛亥之前，原有“共和”與“君憲”之争。

    辛亥之後。

    縱原保皇黨如康、梁亦不再言君憲。

    共和迨為國人公認之定制。

    “洪憲六君子”隻是不識時務之書生。

     參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第四章。

    梁原為保皇黨之主将，然戊戌之後，亦倡共和。

    其終與孫文仳離者，個人因素遠甚于政治信仰也。

     孫日新、楊衢雲于一八九五年合作，即已采“美國模式”。

    二人相争之伯理玺天德一職位，即為美國名詞，參見注。

    一九零四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之時。

    美國三權分立之形式及精神均至顯明。

    孫任行政曰“總理”，即伯理玺天德或總經理也。

    鄧家彥任司法曰“判事長”，汪兆銘任立法曰“議長”，即是仿美國模式。

    見《革命文獻》（台北，黨史會編，一九五八）第二輯頁二～一零。

    吳相湘教授也認為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時，入盟書所謂“創立合衆政府”，就是以美利堅合衆國作典範。

    見《孫逸仙先生傳》上冊頁一一六。

     “國民運動”或譯為“人民運動”（PopulistMovement）為十九世紀末葉美國資本主義瘋狂發展時期，備受損害之農工大衆之自衛運動。

    其指導思想始于亨利?喬治。

    喬治出身于工農階級，未受很多正式教育，憑一己之觀察與經驗，著《進步與貧困》一書（一八七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