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細說辛亥革命

麼氣候來。

     再者，他們所采取的革命行動，卻又是百分之百的傳統“造反”方式；有時甚至是“恐怖主義”（terrorism）。

    例如孫中山在他所策劃的“十大起義”中第一次的“廣州起義”（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山自己的計劃，便是在武裝攻打督署之外，“四處放火”、“施放炸彈、以壯聲勢”。

    而他們那時的革命群衆則全靠“會黨”。

    會黨雖是從反清複明開始的，但發展至清末已經變了質；甚至變成橫行“地下”的黑社會，為正當人士所不取，而興中會諸公卻以他們為主力，因此就沒有真正的革命群衆和“倚靠階級”了（恕我借用一個共産黨名詞）。

    事隔五年，當清廷為“八國聯軍”所困之時，興中會諸公再來個“惠州起義”，結果損兵折将，一敗塗地。

    經過兩次武裝起義的失敗，興中會和它的會黨朋友們也就洩氣了。

    ——最後興中會競消沉到隻剩孫逸仙一個獨人班了。

     可是就在興中會這個革命汽球逐漸洩氣之時，孫中山本人的聲望、理論、經驗和時機卻扶搖直上，終使他成為近代中國史上，首屈一指的革命領袖。

     原來楊、孫二人自一八九五年十月在廣州（第一次）起義失敗之後，清廷發出通緝，香港英國當局也迫令二人離港，五年之内不許入境。

    楊衢雲乃潛往新加坡，轉赴南非避難。

    孫中山則于十一月初旬避往日本。

    當他于十一月十二日在神戶登陸時，閱報才發現自己已成為支那的“革命黨”。

    經日本報紙這一宣傳，不特“孫文”已跻身為國際人物，中國近代史上也多出了“革命黨”這一詞彙。

     中山在日本略事勾留，便剪掉辮子、改穿西服。

    于翌年一月東渡檀香山。

    這時中山除母兄之外，他的妻子盧氏、長子孫科（五歲）、長女金琰（一歲），均已避難在檀。

    所以這位年方三十的孫逸仙，實在是個不折不扣的“華僑青年”。

    他雖然是個職業醫生，卻不事家人生産。

    老婆孩子還要靠一度與他反目的長兄孫眉來養活。

    他兄弟二人此時如何相處？我們就不能輕信官書上的描述了。

     可是孫中山是個最有毅力、最倔強的人。

    他在檀香山住了幾個月之後，便抛妻撇子，跑到美國去了。

    這時美國的排華運動已到了瘋狂的程度。

    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陸，所用的證件，顯然就是他的“夏威夷出生紙”。

    中山遊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籌款和組織興中會。

    但是在這方面他卻完全失望。

    因為此時革命風氣未開，而僑社中的主宰團體的“緻公堂”又十分“頑固”（這是中山自己的話）。

    至于中山在美何以為生？我想他那時也和我們後來的留學生一樣；“手舞銀盤去複回，老子今朝作企枱。

    ”他在餐館或洗衣店“打工”。

    ——我們己查到中山當年在美國打工的人證。

     一八九六年夏秋之間，孫公在美國待了幾個月。

    九月下旬他就從紐約搭船到英國去了。

    他去英國的目的，顯然繞道歐洲回遠東去。

    因為他的根據地畢竟還是在香港、日本一帶。

    那兒有他大批的夥伴和同志。

    他有推翻滿清的堅定的決心。

    在那兒他可再次組織暴動和起義。

    可是他絕未想到在倫敦卻突然被清廷駐英使館所綁架。

    這一出曆時兩周（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發生在倫敦的“西安事變”，卻幫了中山一個大忙——孫文在國際上原無籍籍之名，可是這次聞名世界的“綁架案”，卻使他從一個大清帝國的逋逃犯，一躍而為世界一級的革命家和政治家。

    自此以後，中國革命陣營中再沒有第二個領袖，享有與中山相埒的聲譽和地位。

     6.4 “三民主義”的根源 再者，他環繞地球的不斷旅行、觀察和閱讀書報，也使他對發生在中國的問題，有更深入、更廣闊的理解。

    他掌握了加富爾（CountDiCavour,1810-1861）、加裡波的（GiuseppeGaribaldi,1807-1882）和俾斯麥（OttovonBismarck,1815-1898）的現代“民族主義”（有别于我國傳統的華夷之辨）；寄居英倫，他也更深的體驗了英語民族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代議政府J的運作；更明白了資本主義社會異化分裂的毛病，而向往于當時正在美國風起雲湧的“國民運動”（PopulistMovement），尤其是這一運動的理論導師亨利?喬治（HenryGeorge1839-1897）的“單稅法”（SingleTaxSystem）的精髓。

    特别是對土地的“無勞增值”（unearnedincrement）和“漲價歸公”諸要點。

    好學深思的孫中山先生，在融會貫通之後，把它們有條理的編纂起來，這就是他後來指導“國民革命”的政治理論的“三民主義”了。

    雖然這三個“主義”，都是當時在西歐北美，甚嚣塵上的政治經濟理論，沒一個是他具有原始性的發明，但是孫公能實際深入西方社會，耳濡目染，采自源泉，然後活學而活用之；較之與他同時或後輩之熱衷“西學”，奢談“主義”，而一知半解的夫子們、領袖們，那就高明得下可以道裡計了。

    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覺”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則“總理”、“國父”，就更是“先知先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