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傳教、信教、吃教、反教形形色色平議

章第十四節）“嫉忌就是我（耶和華）的聖名。

    ”（《以西結》第三十九章第二十四節》。

    在舊聖經我們可以處處看到，耶和華是一位戰神，是一位猶太人的神。

     湜源認為耶和華是一位猶太人的神，是一位戰神。

    吾人授中東文化史，固知所有發源于中東的宗教，都是戰鬥的宗教；在中東寄居或過往的民族所崇拜的神，都是“戰神”。

    因為中東地區，自古便是四戰之區，人民不好戰便不能生存；為戰争而激發的宗教所崇奉之神，自然也都是戰神了。

     戰沒什麼不好。

    不過他與宣傳反戰的儒佛兩教，也是教義不投的。

    所以中國人很難接受上述的耶和華。

     李君又提到“十九世紀中國人信教原因（之一），是因為教會能夠赦罪”。

    但是教義裡的可赦之“罪”不是“罪惡”的罪（Crime），而是“過錯”的罪（Sin）。

    那時中國教民受享有領事裁判權的洋教士的庇護。

    “中國人犯了罪就參加教會，得到罪的故免。

    因此參加教會要付相當的價錢。

    ”當年教會辦的刊物，就記載過一則故事如下： 一位（西方）傳教士在渡船裡聽到兩位中國人磋商購買參加教會證書的價錢。

     這是一件人所共知時事實。

    在某個中國城市，中國傳道人要定下普通參加教會證書的價錢。

    （見《教務雜志》一九一〇年三月，頁二〇九。

    ）李教授也對章力生先生所著的《人文主義批判》，作了些反批判。

    章君說： 東方是異教的大本營。

    我們要使基督教會在東方紮根，建立不拔的基礎，必須掀動異教的文化結構和哲學系統，向他們積極挑戰…… 堤源又說：章先生勸告中國人，大徹大悟，在全能全知的真神之前，去其“嬌氣與多欲、色态與淫志”；好像“多欲”、“淫志”也是中囤人反對基督數的原因。

    （章力生《人文主義批判，頁四》（見李湜源著《中國人與基督教——商讨中國人對基督教的反響》，載《文藝複興月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十月一日，第一二六期。

    頁五八～六二。

    ） 章力生先生還是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園人。

    一位笃信基督的良心軟徒。

    他的言辭之一邊倒，和他反華衛教态度之絕決尚且如此；我們可猜想庚子年間，那些享有“知府”、“知縣”地位的西方傳教士，其衛教反華的态度，就不言可知矣。

    明乎此，我們也可了解當年所謂“民教沖突”的因素是多麼複雜。

     1.7 其罪可赦而養兒不能防老 須知當年的中國基督徒原有“良心教徒”（ConscienceChristians）與“吃教教徒”（RiceChristians）之别。

    良心教徒一旦入基督之門，則終日忏侮有罪，時時在上帝之前思圖自贖。

     老來笃信基督的張學良将軍夫婦，便是一對标準的良心教徒。

    前年張将軍在其九十壽誕緻辭時，劈頭一句便說：“我是個罪人！”當時曾使全場大驚。

    或謂少帥當年在李烈鈎庭長之前都沒有認罪。

    這一下被關了五十年，反而認罪忏悔起來，亦見軍事委員會“管教”之有方也。

    其實張氏所講的隻是基督教義裡的一個術語，他所“認”的隻是此罪（sin），而非西安事變時所“犯”的彼罪（crime）也。

    可惜在國民黨的傳統之中，黨魁之外，教民寥寥。

    聽衆之中，通基督教義者，小貓三隻四隻而已。

    所以大家就錯把馮京作馬涼。

    以為少帥對西安事變這項“罪惡”，忏悔了，認罪了。

    因此全場大鼓其掌，亦民國史中趣事之一也。

     把少帥之sin當crime來曲解，小事也。

    最多讓後世史家上錯一筆帳，也使把少帥看成“千古功臣”的中共黨人稍感惶惑罷了。

    可是對基督其它教義如“赦罪”的誤解，那關系就大了。

    根據教義“罪”既可“赦”，則又有何罪不可“犯”呢？——這就對“吃教教徒”為非作歹，大開方便之門了。

     抑有進者，縱是那些最善良最虔誠的良心軟徒，他們在當時的中國社會裡，有時也可制造出極嚴重的社會矛盾。

    舉例以明之：當時所有的基督教會都是以“反孝”甚或“仇孝”作号召的。

    他們認為人隻能向上帝盡孝，不應向父母盡孝。

    筆者便有一位在中國出生，說得一口京片子國語的傳教士好友。

    她當年在北京對一位搞“晨昏三叩首”形式主義的滿族“孝子”，印象太壞了。

    所以她一輩子堅持她的格言：“孝順”就是“笑話”。

     清末在中國傳教最有成績也最有見識的美國傳教士，後來又做到中國“同文館”乃至“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丁匙良（W.A.P.Martin,1827～1916），也堅持相同的意見。

    他認為人對上帝的孝順，不應被人對父母的孝順所阻隔。

     基督教這種上帝獨大的“反孝”立場，因此與當時“百善孝為先”的中國倫理，便針鋒相對了。

    我們如把十九世紀末年來華的傳教上與十六、七世紀來華的耶稣會士相對比，則後來者就顯得武斷專橫多矣。

     筆者不學，亦嘗讀布道諸子之書，對他們處理如“孝道”這類的社會問題之輕率自信，就時感駭然。

    姑不論其道德價值如何，“孝”的本身卻是一種“社會經濟制度”（asocio-economicinstitution）。

    在那個缺乏“社會立法”（Sociallegislation）、社會保險，沒有退休金、養老金的中國傳統（今日仍然如此）的社會裡，“養兒防老”豈隻“道德”而已哉？社會經濟之必需也！ 設有男子，受了上帝影響，或經濟和老婆的壓力而置父母饑寒于不顧，這一“不孝子”，不但道德有虧，為親友鄉黨所不齒，他在《大清律例》之中也是個“刑事犯”，要被捉将官裡去的。

     假若這個刑事犯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甚或隻是個“吃教”的騙子。

    但是這個官家捉人的消息一旦由他家人妻子哭訴到教堂裡去，那些笃信教條、誠實而又偏心的外國牧師們，可能便要向官方施壓索人。

    那時畏洋人如虎的滿清官吏，為自保祿位，息事甯人，多半也就遵命開釋。

     那位精通中國語言文字，并曾在說京粵語的華人之間充當方言翻譯的丁匙良，在他的自傳裡就曾自炫他替某些“不孝父母的上帝信徒”，開脫過罪名。

    這些中國倫理範疇内的“不孝子”，在洋人的庇護之下，是逃脫了中國法律的制裁，但他卻逃不掉社會與論的指摘。

    一旦他那年邁無依的二老，把家事鬧上街頭，則“梁山”下來的英雄，“大刀會”裡的好漢，内外兼修、精通“義和拳”的氣功師，就要仗義、行俠、鋤奸（不孝子）、除暴（洋教堂）了。

    為鋤奸除暴而砸了教堂、打死了洋牧師，問題就大了。

    打死人的李達、武松等“義土”，可以上梁山一逃了事，但是這命案變成了國際事件，則本地縣太爺、太守、刺史乃至中央的總理衙門，就無處躲藏了。

    中西讀者們，且設身處地的想想，你如是那時處理這件公事的中國縣太爺，你應該怎麼辦？ 以上所舉隻是當年千百個“教案”之一例。

    其中是非曲直，從何說起呢？不幸的是當年的教會中人都是跟随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闖入中國内地的，對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和社會經濟結構都隻是一知半解，而對他們自己教義的堅持，則半寸不讓。

    因此對中國官府民間動辄頤指氣使。

    中國政府對教會過分忍讓，則失信于民；民間組織自行抗拒，在洋人壓力之下，官又指民為匪，妄肆誅戮。

    如此惡性循環，治絲益棼。

    最後官方威德兩用，剿撫兼施，難免又良莠難分，養瘾成患，為無知昏聩者所利用，則義和團之形成也就無可避免了。

     1.8 一根油條大小的國際交涉 再如鹹豐年間影響中美關系極巨的小教案，則起源于美國牧師以發放銅錢，鼓勵市民于禮拜天入教堂做禮拜惹起的。

    一個銅闆對富有的美國牧師，隻是九牛一毛，但它對流落街頭的廣州貧民，則至少是一根油條的價值。

    為控制這根油條的布施，禮拜天的教堂門前就要發生（如今日在美國亞裔小區内所習見的）“幫派鬥争”（GangLight）了。

    青龍白虎兩幫為搶地盤，大打出手：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連美國教堂也被砸了。

     這樁砸教堂打教民的街頭武劇，被洋牧師鬧入衙門，就變成國際事件了。

    等因奉此，那位出身牧師，後來變成美國駐華使館的翻譯，遞升代辦，終成公使的外交官伯駕（PeterParker,1804～1888）乃行文要求清政府賠償損失。

    那時畏伯駕如狼，而讨好美國公使更唯恐不及的清廷欽差大臣，非敢不賠也；他老人家怕的是，此惡例一開便不得了也。

    他們就隻好拖延。

    但是那時的美國佬也不是好惹的；伯駕豈是等閑之輩？他堅持清方非賠不可，案件一拖十年，競成為鹹豐朝（一八五一～一八六一）中美外交中最大的疙瘩。

    最後還不是清朝大臣打躬作揖，賠款了事。

     這個由于傳教失策引起街頭幫派打架，再由幫派打架殃及教堂，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