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慈禧太後和她的頤和園

更無還手之力。

    烏龜對鲨魚，如何克敵制勝？！ 不幸的是他們所具有的拔尖的“四化”專業，在那個颟顸無知、貪污腐化的官僚垃圾堆裡完全被孤立了——在下者是急爛肝腸；居上者卻無動于衷。

     丁汝昌和他的将領們，無專折奏事之權。

    他們隻有向李鴻章呼籲、陳情，請求“轉奏”。

    但是李鴻章這位慈禧太後的“周恩來”，和毛主席的周恩來，并無兩樣。

    李鴻章對國際局勢的認識，難道還不如丁汝昌、劉步蟾？！可是他也知道，他上面那個無知而專橫跋扈的老潑女和周恩來上面的那個無知而專橫跋扈的老潑男，也并無兩樣。

    面對這種昏後暴君，他們知道“仵旨”、“強谏”不但無濟于事，後果有時且不堪設想。

    但是“和稀泥”和久了，以時間換空間，事情有時或可有轉變的機會。

    所以他們就和稀泥了！ 李周二宰相，都是久曆宦途的太極拳師。

    他二人一前一後，豈好和稀泥哉？形勢比人強，亦有所不得已也。

    何況暴君之外，各自的朝廷也各有個“四人幫”（西太後的四人幫，筆者曾另有專文詳述之）。

    加以派系傾軋，幸災樂禍，所以李鴻章對自己部下的要求，有時連轉奏也不敢轉奏一下。

    因此，大清帝國的海軍在創辦之時，雖然曾火熱一陣子，把“四化”（科技）推到巅峰，跻身八強之列；由于“五化”（政治）不能配合，科技發展也必然走入死巷子。

    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以後，正當日本海軍全力向前推進之時，中國海軍竟然“未購一艦”！ 不特此也。

    就在中日雙方都已箭在弦上，戶部卻取得海軍衙門的同意，于一八九二年正式宣布以太後萬壽需款，海軍停購艦艇二年！這正是甲午的前夕啊！ 快艦買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該多買幾尊嗎？朝鮮局勢吃緊，李鴻章循部下之請，要海軍衙門撥款六十萬，購快炮二十尊，以替代各主要艦艇上之慢炮，而戶海兩處，竟一毛不拔。

    李氏不得已，乃自海軍日常糧饷給養之中，擠出二十萬兩，聊購次等快炮十二尊，以平艦上官兵之積憤。

     這種腐爛的政治，拖垮了新興的海軍，在前線劍拔弩張的将士，焉有不知之理？知道了，内心又作何反應呢？ 朋友，我們讀史者和着史者，不妨設身處地想想嘛：假如你我也是當時海軍将士的一員，我們作何感想呢？據中西記載，丁提督那時憂心忡忡。

    他已作好心理準備，死而後已。

     劉步蟾、林泰曾、鄧世昌……諸将領又何如呢？——他們三位後來都是自殺殉團的。

    據當時随艦的“洋員”事後的回憶，甲午戰前，各艦之上的青年水兵（包括黎元洪吧），士氣極高，個個摩拳擦掌，準備厮殺；可是艦上的高級将領則個個面有憂色。

    這一現象因而使那些旁觀的洋員認為，中國下級士兵水手戰士，可愛可敬；而他們的上級将領，則個個畏葸無能，膽小該殺（詳見下節）。

     【附注】葸（xǐ），害怕，畏懼。

     根據這些洋員目擊者唯一的記載（中文記載極少，幾乎沒有），我國後來的曆史家和新聞作家，幾乎衆口一辭把丁汝昌、劉步蟾以下的殉國将領，鄙夷得一無是處。

    豈真如是哉？！這兒倒想以曆史事實，與本文讀者，平心再思之。

     2.10 老李、老蔣得罪了“天下英雄” 北洋艦隊裡的下級軍官和戰士水兵炮手們，士氣之高是可以理解的。

    海軍那時是我國唯一的一支現代化武裝。

    親身參預此一新式武裝的青年戰士，無不感到光榮和自豪。

    其情況正和我國抗戰前，以及抗戰初期的空軍一樣，有志青年真趨之若鹜。

    筆者自己在青年期，對空軍即非常向往。

    曾有三試三北的悲壯經驗。

    當時眼見青年夥伴，通過體檢，獻身空軍。

    我對他們的向慕之情，至今難忘——這些夥伴多半都是一去不返。

    把他們那無限美好的青年生命，獻給了祖國！ 我國空軍當年士氣之高，作戰之勇，犧牲之大，史有明文，也有目共睹，無待多贅——大清帝國當年海軍，正是如此。

     下級戰士，披堅執銳，豪情萬丈，他們是知己不知彼的。

     高級将領便不然了。

    他們是知彼知己。

    眼看敵人的軍備，早已超越我們；而我們朝廷之中的貪官污吏，舍黃海不要，還要在頤和園内雕其“石舫”，辦其“海軍”。

    眼看日人咄咄進逼，大戰迫在眉睫，而我軍炮慢船緩，既乏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如何得了？日夕念及，能不五内同摧？！ 朋友，你我如處此逆境，如何奮發，而況當年無知的言官禦史，他們既不敢批評太後，亦不敢詈罵醇王。

    終日隻抱着個他們并不了解的海軍将領丁汝昌、劉步蟾，作辱罵和譏笑的對象，揆諸情理，豈可謂平？（上引《論文集》中，莊吉發先生的宏文頁一六七～一九四，便頗值一讀。

    也頗能發人深思。

    ） 再者，那時剛練習“親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小皇帝，對宮牆之外的世界，原不太了解，但是在翁同和一批近臣的影響之下，也成為主戰派的核心力量。

    皇上有所不知，當時大清帝國的基本問題，都紮根于宮牆之内。

    宮牆之内的問題下解決，則宮牆之外的任何維新變法，都是膚淺的、治标的。

    萬歲爺尚在童稚之年，見不及此。

    他揮身其間，便慢慢地形成一個以翁同和為中心的“帝黨”。

    而帝黨的主要政敵，便是那以李鴻章為首的“後黨”。

    帝後之間傾軋起來，倒黴的便是國家和人民了。

    當時一些文士所做的比較高雅的“順口溜”（和今天一樣），說什麼“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就指的是這個帝後與翁李之争。

    李鴻章自知其陸海軍的無能，不敢輕言對日作戰。

    朝鮮問題發生了，他一意拜求帝國主義的俄英兩國出面調解。

    後黨的李鴻章愈是畏葸主和；帝黨的翁同和便愈是堅強主戰。

    在這一情況之下，老太後也相信大清海軍既是世界八強之一，打不過紅毛番，至少打得過東洋鬼。

    所以她老人家倒沒有李宰相那樣儒怯。

    東洋人要打就打嘛，女老闆要打，男夥計怎能抗命，王家儉、王爾敏兩教授對老李都頗有正論。

     在帝黨方面，那個小學還未結業的小皇帝，其主戰卻不在師傅（翁翰林）之下——翁是他的老師。

    他對老官僚李鴻章的畏首畏尾。

    則大不以為然。

    老師的話就益發有力了。

     再者翁李之争，還多一層個人恩怨。

     原來在太平天國之亂時，淮軍奉命增援蘇杭。

    這批隻想“頂子紅”不怕“頸子紅”的陳勝、吳廣，一旦打入“天堂”，豬八戒遊上海，亂來一泡，是可以想象的。

    那時受禍最深的當然便是蘇常一帶的地主豪紳了。

     但是這批地主豪紳，原都在長毛久治下自保身家的。

    長毛又豈是省油燈？——這也是咱們中國人的特性吧！對統治者自會拍馬溜須。

    因此這些地主豪紳，對長毛也是歌功頌德的。

    這種“德政碑”縱遲至今日，仍有聳立街頭者。

    碑上題名自然都是各地的頭面人物，工農不與焉。

    可是一旦長毛革命政權崩潰，這些碑上留名的頭面人物，就有“通匪”和“匪諜”之嫌了。

    由于“通匪”或“匪諜”案子而被警總抄了家，你又能到哪裡去“按鈴控告”呢？倒了長毛，發了淮勇（湘勇），倒黴當然都是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父子宰相、叔侄狀元”的閥閱之家和他們的宗親至戚了。

    但是啞子吃黃連，有苦難訴。

    這樣反應到朝廷裡去，就變成翁李不和的私人情結了！翁師傅對李宰相是唯恐天下不亂的。

     所以近百年來，日寇之謀我，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但是在我們抗日陣營裡，便不那麼單純了。

    對最上層的領袖們來說，“抗日”往往變成個政治皮球，讓他們踢來踢去。

     今日青壯年讀者們哪知其詳？然吾輩老頭過來人，回首當年，固知除我輩當時青少年的學生和軍人，喊口号出諸肺腑之外，有幾個官僚政客黨官和失意文人（除掉“少不更事”後來坐了五十年大牢的張少帥」，有幾個喊抗日口号，不是為着“倒蔣”（或搗蔣）？——出難題讓老蔣過下去昵！“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陳布雷有名的八股巨著）；先亡老蔣，讓大家都出口氣再說。

     這在清末，就要由老李來背其黑鍋了——打敗仗，反正是老李一個人的責任！ 何以造成了這種局面？除掉民族劣根性之外，便是轉型期的末世社會，沒個規矩繩墨之可言。

    再說下去，那便是老李老蔣也不是好東西。

    他們縱橫捭阖、抓權攬位；享榮華、受富貴；扶植死黨、包辦朝政……得罪了“天下英雄”！ 在這方面，那位和稀泥的周宰相，就比李蔣二人的人緣好得太多了。

    周氏之死，曾引得天下英雄、英雌，一掬同情之淚。

    冰心女士譽周為“二十世紀第一完人”，固嫌過分；我的一些朋友們，罵周有“妾婦之行”，也是太偏了點。

    周公逝世時，筆者亦曾有詩悼之曰：“豈憂邦國成孤憤？究為黔黎辱此身！”受胯下之辱，作妾婦之行，為的是保護千百位無辜人士的身家性命，為的是仰首哀嚎、嗷嗷待救的億萬生靈，則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以血肉之軀，舍身而飼虎，固亦大丈夫之行也。

    子曰：“大德無虧，小節出入可也。

    ”則史家臧否時賢，不能隻搞小我的“孤評”。

    我們對那“自有是非”的社會“公論”（publicopinion），也應該在考慮之列。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脫稿于台北南港 原載于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