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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解剖康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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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售。

    在繼續當了一陣子蒙童塾師之後,也就自我升級,試辦小書院,授徒講學了。

     康有為那時因數度晉京,道遊港、滬、天津等洋碼頭。

    并專程遊長城、西湖;訪金山寺、黃鶴樓、白鹿洞等名勝古迹。

    讀萬卷書、行萬裡路,交遊日廣。

    在名儒碩彥、達官貴人之間,論學衡文,評論國事,他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俦之上。

    日子久了,竟然也頗負時譽。

    偶爾以老監生資格教讀廣州學宮,遠近學子,亦聞風向慕。

    在這些慕道者之間,居然有一位頗有才名的新科舉人,後來成為康聖人第一号大門徒的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

    這一記“秀才老師、舉人學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聲價十倍了。

     5.5 梁啟超投師始末 前段已言之,廣東新會縣出生的梁啟超是十二歲“進學”,十七歲“中舉”(都是虛齡)的神童。

    他在考中舉人時,竟被頗享時譽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乃把他的堂妹許配給啟超為妻。

    這不用說是當時傳遍華南的師徒佳話。

    但是啟超是聰明的,他知道他這位新科舉人,成名天下知的梁才子,肚子裡除掉一些“帖括”之外,究竟有多少“學問”。

    因此他在久仰康氏盛名之後,尤其是康氏搞第一封“上皇帝書”(一八八八)回來之後,便親自投拜門下,做了有為的第一号大門徒了。

     梁之谒康是在他“己醜中舉”(康于同科落第)後一年,光緒十六年庚寅,公元一八九〇年,時康有為三十三歲,啟超十八歲。

    據梁啟超回憶說,他自己那時是“少年科第,且于時流所推重之訓诂詞章學,頗有所知,辄沾沾自喜……”(見梁氏《三十自述》)可是詞章訓诂康氏則斥之為“數百年無用舊學”。

    他師徒初見時自辰(上午八時)至戌(下午七點鐘)一日之談,啟超覺得簡直是“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直至“竟夕不能寐”。

    從此梁舉人就盡棄所學,去向康秀才從頭學起了。

     行文至此,筆者亦不禁想起一件往事:在五〇年代中期某夕,餘随侍先師胡适之先生談訓诂學終宵,亦曾弄到竟夕不能寐的程度。

    乃起而作小詩數首,有句曰:“著書為探生民術,忍共胡郎辨爾吾。

    ”适之師作《吾我篇》與《爾汝篇》時,才十九歲。

    餘發此感歎時已三十中年。

    曆經寇患内争,家破人亡。

    自覺“數百年無用舊學”,不忍再為之肝腦塗地矣。

    初不知三十中年的康聖人,亦嘗發此感慨也。

    悲夫! 康秀才自得此高徒,不覺信心大增。

    翌年(一八九一,光緒十七年,辛卯),康氏在諸高足簇擁之下,乃移居廣州“長興裡”,正式挂牌講學,這就是後來哄傳海内的“萬木草堂”了。

     讀史者皆知道“萬木草堂”是後來康、梁變法理論的溫床;也是戊戌變法的幹部養成所。

    但是康有為大師究竟在這所“堂”裡,講了些什麼學問和理論呢?這兒倒稍有厘清的必要。

     5.6 聖人知道多少“西學”? 康有為當時在“萬木草堂”中,向梁啟超等學生所講的學問,總的說來,大緻有兩大類:“西學”和“中學”。

    康山長(滿清書院院長例稱“山長”,康似未用此頭街)在那裡又講了些什麼“西學”呢?原來他數度自廣州乘洋輪北上,去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時,途經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見“西人宮室之華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

    ”康氏在内心欽佩之餘,乃大購漢譯西學之書。

    潛心閱讀,久之也就變成當時寡有的“西學”行家了(見《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五年、二十二歲諸節)。

    康有為這種經驗與體會,實在和孫中山早年乘海輪的觀感完全相同。

    他二人因此也都成為清末提倡西學的先驅。

    這種不尋常的文化經驗,我們内地的士大夫就望塵莫及了。

     但是有為不谙外語,而當時漢譯(或自日文重譯)西書,極其有限,且所譯亦均為最初級的作品。

    這些作品中所介紹的史學文學和政治社會等科的内容,大緻可比上五四運動以後的“高級中學教科書”的程度(毛澤東就是這個程度);至于所談的聲光電氣等自然科學,其程度則遠在“初中”之下了。

    不過康有為畢竟是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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