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新學僞經”和“托古改制”

能比得上“康聖人”呢？ 康有為不但自封為今日的親王，他的五位及門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門“十哲”的名号。

    試列如後： 陳子秋号“超回”——超越顔回也。

     梁啟超号“轶賜”——轶義為超卓。

    啟超超過子貢也。

     麥孟華号“駕孟”——騎在孟子頭土也。

     曹泰号“越伋”——孔伋（子思）何能與曹某相比也。

     韓文舉号“乘參”——把曾子當馬騎也。

     這個康門五哲之名（見馮自由《革命逸史》）如果真是康聖人自己取的，他的自大狂也可想見了。

    所以梁啟超說康“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

    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動搖之。

    于學術亦然；于治事亦然。

    不肯遷就主義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義。

    常有六經皆我注腳、群山皆其仆從之概。

    ”（見同上） 6.7 “最高領導”都是獨夫 乍聞之下，我們會覺得康有為害了自大狂。

    其實非也。

    這是我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通病。

    傳統儒生治學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種舍我其誰的個人英雄主義。

    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幾乎全是個人英雄的“單幹戶”和“個體戶”。

    他們真要“在位”，中了頭獎，當了個“總統”、“主席”、“大元帥”、“最高領導”等等，未有不是“獨夫”的。

    得不了獎，齑志以殁的，也不甘心與草木同朽。

    他們還是要以“帝王師”自诏。

    大家都有“舍我其誰”的抱負；誰也不會想到“以天下為‘公’任”。

    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孫文說“天下為公”；毛澤東說“為人民服務”。

    這些話其實也都是一種“舍我其誰”的隽語名言。

    最近才去世，有“中國脊梁”之譽的梁漱溟先生，便是一位标準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儒生。

    不幸他這“舍我其誰”的脊梁，卻碰到一個“唯我獨尊”的腦袋，所以漱老就被罵得名滿天下了。

    再反看過去四十年，避秦海外的所謂“三聖七賢”諸大師，和大師的弟子們，哪一個又不是超回駕孟，以“脊梁”自任呢？隻是沒有這天賜良緣，在金殿挨罵就是了。

    事實上這些大師和他們的弟子們，也确有其“治國平天下”之才，隻是時代下同了。

    他們乃至那些總統主席們如早生二百年，都不失為明君賢相。

    因為在那個時期，當明君、作賢相，自有其固定的框框可循。

    這框框是數千年億萬勞碌子民，和數不清的明君賢相，智慧與經驗慢慢累積起來的。

    明君賢相們，隻要笃守框框，按理出牌，再讀他“半部《論語》”，也就可以馬馬虎虎地治國平天下了。

    不幸他們卻生在我輩這個受西方“文化侵略”（中山語）和“文化污染”（小平語）的時代，要來搞個張文襄公的“五知”（見《勸學篇》），可就不那麼簡單了。

    “五知”者： 一、知恥——恥不如日本…… 二、知懼——懼為印度、懼為埃及…… 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 四、知要——西藝非要、西政為要……（小平應三複此言！）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 張之洞這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高論，用句目前的新名詞來說，便叫做“文化融彙”（acculturation）——也就是不同文化之間的截長補短。

    可是鐵鏡公主說得好，“驸馬爺，您要我怎麼‘長’，怎麼‘短’呀？”要“知道”中西文化之間的“長短”，不但驸馬爺不夠格，康有為、張之洞也不具備“知道”的條件；鄧小平、陳雲也要傻眼。

    連個“中西之學俱粹”的胡适，縱粗知其長短，亦不知如何去“融彙”，因為acculturation不單是“智慧”（wisdom）的問題；它牽涉到“實驗”（experimentation）、“時機”（timing）甚至“機運”（chances）等多種條件的彙合。

    這是整個社會長期的運作；佛語所謂“福慧雙修”，不可一蹴而就的。

    所以少說大話，搞點“黑貓白貓”，從頭來起，也未始非解決之道。

     如此說來，則康有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lturation，反而是一種culturaldivision（文化割裂）。

    他把那些原不成問題的學術問題，所謂“今古文”的教條（dogmatism），搬出來和人吵架，使它成為變法維新的絆腳石，就是本末倒置了。

     曆史不會重演，而前車則可以為鑒。

    如今大陸上總算天不亡中國，把個大教條專家放進玻璃棺材裡去了。

    而繼起的小教條們，還在搞什麼他們自己也一竅不通的“姓社姓資”的空頭主義，吾為之掩卷歎息也。

     當康有為在一八九五年搞其“公交車上書”和“強學會”之時，全國風從，連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都甘附骥尾，是何等聲勢？！其不旋踵而滅者，亦是空談主義，以短取敗。

    讀者如不憚煩，下篇再結論之。

     *原載于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