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附錄：漢代的太學

本篇承宋晞兄“派”稿。

    筆者不揣淺薄，冒昧執筆，僅就哥倫比亞太學及華盛頓大學合設之“中國曆史研究部”所藏之漢代史料，搜集成章，時間卒迫，參考書籍尤嫌不足，草草為文，以壽“許”恪士師，尚乞海内師友，不吝匡正！ 我國漢代的太學創立于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

    其後發展極速，至東漢中葉竟擁有教授（學官博士）七幹餘人，學生三萬餘人，其規模較諸二十世紀世界各國任何大學亦不多讓，實為我國教育史上極光榮之一頁。

    但是這樣宏偉的一個國立大學，為什麼至東漢末葉日趨衰萎，魏、晉以後兩漢太學之遺規遂不可複振？今日之談史者，回首兩千年前之史實，實不無餘憾。

    筆者寄迹海外，數據與時間均屬有限，初不敢言為兩漢太學作一有系統之研究，但願就手邊史料整理所得，略論兩漢太學興廢之由耳！ 太學設立之背景 上古時代我國高等教育原屬“官辦”性質。

    迨乎春秋之末，封建制度開始崩潰之時，私學乃興。

    孔子便是開這個風氣之先的第一人。

    其後諸子蜂起，百家争鳴，戰國時期實是我國古代私家講學的黃金時代。

    但是私家自由講學的另一種副産品便是處士橫議，幹讦朝政。

    秦滅六國之後，獨裁者之不能容忍這種“民主作風”實是集權政治發展中的必然結果。

     始皇頒挾書之禁後，私學遂為非法。

    然秦代中央政府内仍立有各科“博士”七十餘人，諸子百家兼容并包。

    在政府直接指導之下，六國時授徒講學之遺風似未全廢。

    他們隻是不許結黨幹政，以古非今罷了。

    顧炎武說：“秦之任刑雖過，而妨民正俗之意。

    固未始異于三王也。

    ”（《日知錄》卷十三）始皇焚書，并非廢學，他隻是壓抑私學，獨辦中央政府直接管制的官學而已。

     漢興以後，挾書之禁末解，中央政府“猶襲秦制，諸子百家，各立博士”。

    （王國維《漢魏博士考》）劉邦初年曾“以儒冠為溲器”，未嘗崇儒。

    其後窦後好黃老；漢室後代帝王每談起他們的“漢家法度”，總歡喜引用他們祖先的“霸王道雜治”的傳統，可知漢初仍有六國遺風，學術思想，尤其是政治哲學未嘗定于一是。

    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除挾書之律後，百家之學更漸有待蘇之迹象。

     但是漢初大局甫定，中央政府對學術文化建樹甚微，漢之博士雖襲秦舊制，秩比四百石，其位不為不尊，但是事實上“博士”一職在漢初隻是如現代政府中“顧問”、“參議”一類的閑差而已。

    叔孫通以後未聞漢初博士有何重要建樹。

    身為博士者其職業仍隻是各招生徒，私自講學而已。

     這時官府的鼓勵雖小，但是曆經高、惠、文、景四朝太平盛世之後，學術之日趨發達自是必然的事。

    加以戰國以後，孔孟之言已是學術界的主流，其尊君抑臣的口号又頗合統治者的胃口，因而儒家逐漸有一馬當先之勢。

    文景之時，諸家博士廢置情形，史無明文，而儒家已駕乎諸家之上則是事實。

    景帝始立“一經博士”，儒家獨尊的局面已具雛型，而武帝即位後數度親策賢良文學，首膺聖眷者又系儒生，至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增置“五經博士”，儒家獨霸之局遂大定。

     武帝時的“博士”不但是沿秦舊制，位備承問；且奉天子命循行四方（《漢書?武帝紀》）。

    博士之職位，頓形顯赫。

    故武帝之增設五經博士，不隻是補足景帝所未立之二經，實是對這個久同虛設的博士制度作一番大規模的整理。

    早已沒落之諸家博士當于此時正式廢除，中央政府既首先制定儒術為立國的政治哲學，則儒生想乘機取得政權自是無可避免的反應。

    迨公孫弘以《春秋》博士于元朔中“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漢書?公孫弘傳》），一反漢家以列侯為宰相之往例，儒黨始首次取得了政權。

    接着董仲舒于武帝親策賢良文學中高第，這個獨崇儒術的漢家太學，便在他兩人的建議之下，正式創立了。

     太學：儒家的“中央黨校” 漢代的太學，既是武帝根據公孫弘和董仲舒的建議而創設的，則董氏的興學意見書——這有名的“董仲舒對策”實不可不讀。

    武帝親策賢良文學時，仲舒對策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

    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軟化之本原也。

    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

    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漢書?董仲舒傳》） 武帝接納了他的意見，乃于元朔五年應“丞相弘之請”，為“五經博士”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