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附錄：漢代的太學

功名的“公卿子弟”，也有地方政府選送的公、私費平民學生；有日食萬錢的纨绔子，也有貧至“無被，卧牛衣中”的寒士（《後漢書?王章傳》）；有仗義疏财，接濟同窗的義士（《後漢書?申屠蟠傳》），也有半工半讀，親任舂杵，或為同學管夥食以自糊的苦學生③；更有來自外國的匈奴留學生（《後漢書?儒林傳》）。

    而太學畢業學生的成就，上自帝王、公卿、宏儒、碩彥，下及郡國小吏，無不應有盡有。

    其中學生之作息情形，有閉戶讀書的；有清談嬉遊，考試舞弊的；有貿然上書當局，議論時事的；更有組織學生團體，煽動風潮的。

    總之今日我國國立大學内學生活動的一切現象，漢代太學無不具備，隻是那時的太學，比現在國立大學的規模更要大出十餘倍而已。

    ④ 【附注】此篇作于五〇年代，那時兩岸的大學規模都很小。

    今日自是另一景象也。

     太學裡的教授和分科 太學裡的教授在武帝時便是新設的“五經博士”，其後諸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五經博士共分十四家。

    以故終漢之世，太學裡的學程亦分成十四種。

    以東漢時七千名博士學官計之，則每一種的博士當在五百人左右！這些博士的選聘，按漢代成規約有三種方式： 其一為公卿“保舉”。

    如陽朔二年，成帝诏曰：“丞相禦史，其與中一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漢書?成帝紀》）其“保舉狀”則規定應選者應“生事敬愛，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隐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卅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後漢書?朱浮傳》引《漢宮儀》）第二種方式則為天子“征辟”。

    太學設立時的第一個贊助人，原《春秋》博士公孫弘的第一任官銜便是以“賢良征為博士”。

    （《漢書?公孫弘傳》）後漢時征辟之例尤多。

    但是光武中興後激勵氣節，要士人“不求聞達”，所以有許多人“稱疾不就”。

    第三種方式則為“策試”。

    漢制規定，由太常卿“選試博士，奏其能否”。

    （《續漢書?百官志》） 在這樣隆重方式下選出的博士，高位殊榮，自然自視不凡，不願他人與之競争。

    加以文人相輕，再“各以家法教授”，門戶之見極深，因而太學裡便要鬧各學派互不相讓的争執了。

     學派的争執 武帝初立太學時，學官所立“《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

    （《漢書?劉歆傳》）其它師承系統，多見擯于學官之外，引起學界的不平。

    至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宣帝“诏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

    （《漢書?宣帝紀》）最後由宣帝親自“稱制臨決”，乃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谷粱春秋》博士，班固所謂“義雖相反，猶并置之”。

    （《漢書?劉歆傳》）這一次由皇帝親自作主席的辯論會，總算有限制地破除了太學裡少數學派把持的局面。

    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迨劉向、劉歆父子校書之後，古文家異軍突起。

    這一學派的領袖劉歆乃思打入這“中央黨校”，将《左氏春秋》、《古文街書》、《毛詩》、《逸禮》等列入學官。

    諸博士又群起反對。

    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結果竟是“諸博士或不肯置對”！這分明是作無言的抗議。

    （同上）其時因為既立學官的諸派博士勢力太大，皇帝也奈何他們不得，隻好把劉歆外放以息此争。

    且看班固的記載：“‘哀帝時’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诋挫諸儒；諸儒内懷不服，相與排之。

    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為河内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雠。

    ”（《後漢書?賈達傳》） 這是我國古、今文學派鬥争之始。

    然而兩漢以後，康、梁以前，這兩個學派的争執幾乎是純學術性的。

    但是在西漢末季，這兩派的争執實有重大的政治作用，因為那是事關學官的廢立，亦即為操縱執政黨“中央黨校”的問題。

    所以漢代自孝宣以後，我國學術界（當然是與政治息息相關）已不是“罷黜百家”的問題，而是已淪入儒家内部“解經”問題的派系之争。

    這與歐洲中世紀教廷内解釋《聖經》之争，以及現代集權國家内解釋“思想”和“主義”之争初無二緻。

    不過劉歆以外放“河内太守”了事，尚沒有釀成今日所謂“曲解革命哲學”一類的血案而已！ 光武中興之後，“複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家：《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齊、魯、韓；《禮》有大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