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那變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的成為下一階段曆史發展的“基因”（gene或cause）。

     例如：“全部失敗”和“局部失敗”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間，對下一階段曆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

    再如：失敗于“百日”和失敗于“十年”，也都是人為因素的“偶然”；但是這不同長短的時間，對于下一階段基因的發展，也就“必然”有決定性的影響。

     研究戊戌變法，我們之所以要用兩篇篇幅來解剖康有為一人的緣故，便是左右這個曆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為這個“人格”（personification）。

    把康有為換成康無為，則“戊戌變法”這段曆史失敗的過程，和它對下一階段所發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9.8 通古今之變，識中西之長 在這段曆史之中，康氏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理論家、思想家和政治家。

    不幸康有為在這三方面，連最起碼的條件，亦不具備。

    因為生為現代中國的理論家和思想家，他的見識和學養實應兼跨古今兩代，和中西兩型。

    康氏對西學那一點點粗淺的認識，不但跨不過這兩條鴻溝，他強不知以為知，适足以為害。

    ——毛澤東搞“大躍進”，餓死農民兩千五百萬，就是類似的強不知以為知，最慘痛的一件史例。

     至于康有為的漢學，他的火候可還在梁漱溟、錢賓四之上。

    不幸的是他故步自封，走火入魔，犯了教條主義的大錯。

    康作詩說：“良史莫無兩司馬，傳經唯有一公羊。

    ”兩千年舊史都趕不上兩司馬，可能是事實。

    傳經唯有一公羊，從今文家觀點出發，也沒人能制止他作如是說。

    百家争鳴，原是盛事。

    他千不該萬不該，是不該真來搞個通經緻用，以死硬的教條主義來排斥一切。

    他如果不搞教條主義，而能虛懷若谷的與以張之洞、翁同和為首的開明派合作，則變法維新亦有其建設性，而不緻走上後來頑固派獨大的局面。

    教條主義之為害中國，康有為是始作俑者。

    ——這也是個曆史的“偶然”。

     不能做理論家、思想家也就罷了，康有為至少可以做個民胞物與、襟懷豁達的政治家嘛！可惜康氏也沒有做政治家的秉賦。

    他生就是個驕傲不群、木讷乖僻，而又頑固急躁的知識分子。

    他十九歲結婚；我國千年舊俗，花燭之夕，親友們熱鬧一番，鬧鬧新房，也是常事。

    而他這個乖僻的新郎，卻不許鬧新房，弄得頗失親友之歡。

    那時有為笃信周禮，一切要按“禮”行事。

    所以在他祖父去世之日，他也在棺前結苫廬，轅绖白衣不去身，終年不食肉。

    他自記說：“時讀喪禮，因考三禮之學，造次皆守禮法古，嚴肅俨恪，一步不遠。

    ”但是他自己也說，他這樣做“人鹹迂笑之”。

    可是他自誇“少年剛毅，執守大過多如此”。

    他我行我素，才不在乎别人如何批評呢！ 記得清人筆記亦嘗記有某翁，因笃信“正心誠意”之說，他“昨夜與老妻敦倫一次”，也要在日記裡“正心誠意”地記錄下來。

    康有為正是這樣木讷乖僻之人。

     這種少年康有為型态的知青。

    我們小中大學同窗好友之中，正不知有多少。

    人各有其不同的個性與生活方式，本不應彼此相強。

    但是這種人就不能當“公開”、搞“P．R．”，尤其是不能做政黨的黨魁了。

     有為青年期，在一再“鄉試不售”的沮喪心情之下，也曾習禅打坐、誦佛道經典以自遣。

    有時竟弄到“哭笑無常”的程度。

    這也是根據他的夫子自道（自編年譜）。

    “哭笑無常”是初期精神病的現象。

    據心理醫師言，病人本身如知此現象為不正常而求醫，則其疾不緻深入。

    如病人以此“佯狂”而自傲，那就可能變成“瘋子”。

    做瘋子仍可做大學者如章太炎。

    但是做“章瘋子”就不能做政治家了。

     在我國明、清兩代舊俗，考生進學或中舉點進士，都要拜主考官為“房師”，以報答主考官對他才華和學問的賞識。

    可是康氏驕傲成性。

    他要孫中山拜他為師；他自己則拒絕拜自己的主考官為師，弄得狂名滿天下。

    最後應朋友之勸，康氏總算拜他的鄉試主考官許應骥（後任“禮部尚書”）為房師。

    但他們的師生關系卻弄得形同水火。

    其後維新期間，對康氏痛心疾首，而參劾最厲的也正是許氏。

    許氏之劾康，與其說是由于意蒂牢結，倒不如說是感情用事。

    據說康亦慫恿禦史反劾，在皇帝面前打個火上加油的筆墨官司。

    光緒袒康革許。

    斯為光緒親政之後，第一次黜陟大臣。

    其後帝後兩黨之水火，就更無法收拾了。

     據說康有為于六月十六日光緒召見之時，在“朝房”（等候召見的地方）與榮祿不期而遇。

    二人談到變法。

    榮說：“法是應該變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變掉呢？”有為忿然回答說：“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就可以變了。

    ” 我們在一百年後回看戊戌政情，固知那時的榮祿有力足以殺康；而康絕無力量可誅榮。

    在這百日維新剛啟幕之時，康對舊派第一号大頭頭，作此毫無必要的憤激之言，也可想見他在處人上的偏激，和政治上的木讷了。

     總之，“戊戌變法”實在是我國近代史中，繼“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而來的第一個“政治現代化”（也可說是清末的“第五個現代化”吧），但是這個運動不但未能領導我們的政治體制前進一步，反而倒退了數十年。

    胡為乎而然呢？ 我們知道戊戌變法主要的推動者是光緒皇帝。

    若以《春秋》的标準作“誅心之論”，要從為國為民、犧牲小我的動機着眼，光緒帝這位愛國青年，實在是我國曆史上極少有的“堯舜之君”。

    但是光緒帝畢竟是長于深宮之中，受制于無知而狠毒的母後的一個兒皇帝。

    經驗不足，徒善亦不足以自行。

    他應首先慢慢地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像蔣經國那樣——然後才能試行變法。

    縱使時機發展至法有可變之時，也應分為輕重緩急次第施行。

    诏書一日數下，朝野莫知所适，也不是個辦法．不幸這位年輕皇帝，顯然感到國亡無日，所以迫不及待。

    但是他的軍師謀臣，應該有見及此。

    不幸康某木讷執拗，識見不足；而操切浮躁，且有甚于幼主。

    ——言念及此，我們不能不說康有為實在隻是一位狗頭軍師。

    他不能擔當推行政治現代化的天降大任，而開了倒車。

     值此兩千年未有的轉型期，失之毫厘，差之幹裡。

    有心掌舵的人，總應略通古今之變，粗識中西之長。

    虛懷若谷，慎重将事。

    君子誤國，其害有甚于小人。

    可不慎哉？ 以古方今，鑒往知來。

    摩挲舊史，涉獵時文。

    擲筆幾上，吾欲何言？ *原載于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