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的秦漢根源

得驕傲的地方。

    兩千年來，我們這個農業大帝國光輝燦爛的文明是舉世無雙的，也是舉世欽羨的，但是時至今朝，我們要搞經濟起飛、工業化、現代化，就感到捉襟見肘、積重難返了。

    因為在現代世界經濟史上，搞工業化、現代化真能搞到“起飛”程度的，隻有一個事例——他們都是由一個城市中産階級領頭搞起來的。

    西歐、北美帶動于先，日本踵随于後。

    近時崛起的“四條小龍”（新加坡、香港、南朝鮮、台灣）也不能例外。

     我們祖國大陸，地大物博，人才濟濟，而蒙“落後”之惡名，其主要原因似亦在此。

    大陸上搞現代化、工業化、富起來、翻幾翻……萬事俱備，就隻欠“城市中産階級”這陣“東風”。

    除非國内領導人能打破比較史學上尚沒有的成例，搞出一個沒有中産階級的工業化、現代化來，則這陣東風似乎還是無可避免的。

     使少數人先富起來，在經濟特區中搞點加工、而無強大的、自發自勵的城市中産階級崛起之遠景，則這點點小市民企業，還是起來不了的。

    最後還不免是個“娘娘腔”，唱不了大軸戲。

     至于中國能否搞出一個“沒有中産階級”的工業化、現代化來？中國或許可以自創，但是人類曆史上至今還無此事例——蘇聯自新經濟政策以後已搞了六十年，國防工業之外，别無可頌之道。

    戈巴契夫檢讨過去，如今連列甯的遺像也給搬掉了，而回頭來搞鄧氏的開放。

    中國以前效法蘇聯搞了三十多年，也覺今是而昨非，回頭搞起了“個體戶”來。

    什麼是個體戶呢？個體戶就是“城市中産階級”的細胞。

    這種細胞在秦漢時代曾一度擴張、興風作浪，幾至不可收拾。

    呂不韋這個個體戶竟然打入秦皇的宮廷裡去，自己做了相國，兒子做了始皇帝。

     漢王室為自保江山，看出經濟企業上這種個體戶之可怕，在武昭宣三朝，就把他們壓下去了。

     但是漢大夫壓個體戶是有限制的。

    他允許個體戶各個“先富起來”，但你絕不許形成個“階級”。

    縱使是許你“先富起來”，你富成了“揚州鹽商”，乾隆爺還是要查抄你的。

    所以搞點“先富起來”的個體戶經濟，我們已一搞兩千年，始終是個娘娘腔，搞不出現代化的企業，搞不出“四條小龍”式的“經濟起飛”，封日本已望麈莫及；對美國就更在想像之外了。

     這些經濟上先進的國家和地區的繁榮，無一而非起自少數“先富起來”的“個體戶”；個體戶多了，便形成政治勢力，成為“城市中産階級”；城市中産階級擴大成為社會上的“多數”，吸收了農村餘民，也就導緻農村的中産階段化。

    等到一個國家上中下階級的區分變成“棗核”形，兩頭小、中間大，那就變成“中産階級專政”的局面了。

     美國今日年入十萬美元的家庭不足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年入一萬二千元以下的也不過百分之十三。

    總而言之，則美國家庭收入在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者多至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七有奇。

    全人口“人均”收入多至一萬五千元，美國就成個不折不扣的“萬元戶”的中産階級專政的局面了——全民衣食足，禮義興。

    社會不平，以法節之，這樣便使今日美國變成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國家”（welfarestate），全國每年用于救濟鳏寡孤獨、貧窮失業的“救助金”，實超過其他各國，包括全部社會主義國家的總和而有餘！其貓狗食人食（肉類），亦超過中印兩國人食肉類的總和！ “福利國”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二者對貧苦人民的照拂，卻前者超乎後者。

    所以國家富強、人民康樂，以全國生産毛額的多寡為第一要務。

    “人均”收入提高，“分配”是次一步，也是并不太重要的次一步。

    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是農業社會中全民都在饑餓線上的講法。

    中國大陸過去三十年中的許多問題，都是孔夫子這句在二十世紀并不實用的話所引起來的。

    孔子反對法治，因為法可以使“民免而無恥”。

    其實他老人家所反對隻是樸素的“刑法”。

     孔子又提倡禮教，認為一切社會行為要“以禮節之”；個人修身也“不如好禮”。

    禮事實上則是與樸素的“民法”相關之一環。

    孔子生在農業經濟時代，一切以不成文法的“禮”來“調節”，就足夠了。

    在一個複雜的工商業社會裡，法治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在一個中産階級主政的國家，與生産發展并駕齊驅的則是衣食足（經濟）、禮義興（教育文化），接着才有法治和民主。

     可是“城市中産階級”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反動派制造出來和無産階級對抗的。

    相反的，它是由于經濟發展，把無産階級逐漸提升上去的。

    今日家庭收入超過一般知識分子的美國産業工人（industrialworkers），早已不是無産階級——他們是不折不扣的中産階級的勞動者，也是美國反共的主力軍。

     近三十年來“城市中産階級”在亞洲“四條小龍”中的崛起，也是筆者這一批海外學人所親眼見到的。

    不算什麼稀罕。

     4.11 結論：沒有求證的假設 所以我們祖國大陸“落後”的主要問題無他，缺少一個自發自勵的中産階級故也。

    然則大陸上能否步台、港、南韓、新加坡後塵，扶植起一個“城市中産階級”呢? 不願在中國扶植一個“中産階級”，我們這個“秦制度”有沒有他途可循呢？這兩點便是筆者拙文中，不願亂作結論的大膽假設了。

     關于前一點，國中領導階層本有意為之，但行起來至為不易。

    須知大陸這個自商鞅而下一脈相承的中央絕對集權的“秦制度”，至毛澤東主席治下已登峰造極。

    這一制度原為鋤滅中産階級，打擊工商發展而設計的。

    現在怎可搖身一變，于旦夕之間就成為振興工業，扶植中産階級的保母呢？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安有善果？ 中産階級的初期工業化的必要條件是減少管制、大幅開放——美國當年所謂“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是也。

    中國這個鐵桶一般的“秦制度”，管人及于床笫之私，它何時才能開放到容忍中産階級崛起的程度？吾人不知也。

    大幅開放與滅退管制（de-controlorde-centralize），其以九七後之香港為試點乎？否則那個燙手山芋如何掌握？ 但是截至目前為止，中國當軸似尚無絲毫意圖，來變更那個“以吏為師”的“秦制度”老傳統。

    在這個老框框裡，能否搞出個工業化、現代化來——脫胎換骨，吾為中華民族創造曆史的智慧，馨香以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