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才右文

“三藩之亂”已經四年了，局勢的演變，證明皇帝所作的“撤藩”的決定是睿智的。

     最初是四藩，清朝開國以後的四個異姓王。

    定南王孔有征早死而無嗣，剩下三藩：在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在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在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名為鎮守，實同割據。

    尤其于盤踞西南半壁的吳三桂，自從康熙元年以弓弦絞殺永曆帝由榔，斬絕明祀以後，逐漸跋扈，用人則吏部、兵部不得過問，用财則戶部不得稽遲，每年耗費軍饷二千餘萬兩銀子，鄰近數省的收入不足以供應，還要取給于東南财賦之區。

    “他要幹什麼？養那麼多兵！大亂之後，悉索敝賦地征斂了百姓的脂膏，去填他的貪壑，這是公平的嗎？照這樣子歲糜巨饷，何時才能修水利、勸麻桑、興文教，與民休息，出現太平歲月？”這一連串的疑問，從皇帝十四歲親政時，就已困擾着他。

     多少日子積下來的深思熟慮，終于在一次禦前會議中表達了出來：撤藩。

    沒有人相信吳三桂和耿精忠能像宋朝那班開國的将領那樣接受勸告，奉還兵權于朝廷，以享厚祿為己足。

    此舉隻能導緻一個後果：激起叛亂。

     八旗的重臣都期期以為不可，而二十歲的皇帝，斷然作了決定“撤亦反，不撤亦反！”他說“不如先發制人。

    再拖下去，吳三桂羽翼更盛“越發難制。

    ” 擁護皇帝的主張的，隻有極少的幾個人：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刑部尚書莫洛。

    至于漢大臣，在這種論用兵的廷議中，是沒有發言的餘地的。

     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兒子尚之信，果然都反了。

     平亂的軍事起先很吃力，但皇帝深具信心；所以在親裁調兵籌饷的大政，以及不分晝夜，批閱軍報、指授方略之餘，依舊親近儒臣，不廢講學。

    這樣到了康熙十六年，也就是三藩之亂進入第五個年頭，戰勢已在控制之下，平定隻是時日遲早而已。

     那用兵的四年之中，皇帝更了然于治亂之道；明朝的遺民志士還很多，然而吳三桂卻不能得到他們的助力，因為吳三桂不忠、不孝複不義。

    一個皇朝的興廢，全系于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先要着讀書人的态度，讀書人的态度又決定于這個皇朝的做法，講究仁義禮樂的孔孟之道，讀書人自然就會擁護。

     他深切了解人心望治，明朝的那班遺民志士，隻是在感情上還倦倦于故主；而故主之祀已絕，就隻有隐于岩壑，自了一生。

    然而作為天下之主，不容此輩高蹈，盛運宏開，要靠大家一起來努力；尤其是讀書人，應有先優後樂的天下之志，責任更重。

     于是，他決定特開制科，名為“博學弘儒” 制科是皇帝下制敕，特别舉行的一定期考試，以待非常之才，盛行于唐朝，名目甚多，有特重品行的“賢良方正”識拔骨鲠之士的“直言極谏”選取将材的“軍謀越衆”而最通行的是訪求“博學”或稱“博學宏詞”或稱“博學通識”自南宋以來，制科不常舉行，明朝有“舉薦”的制度，不行制科。

    因此，這是規複盛唐舊制，成為一代盛典。

     康熙十七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頒下上谕：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弘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

    朕萬幾時暇，遊心文翰，思得博怡之士，用授典學。

    我朝定鼎以來，尊儒重道，培養人才、四海之廣，實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可以追蹤前結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絕之人，不論已未出仕，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将親試錄用。

    其餘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見，在内開送吏部；在外開報于該督撫，代為題薦。

    務會虛公廷訪，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意。

     上谕是發給吏部的，吏部再錄谕分行京内外大小衙門。

    照上谕上說，凡是官員，都可薦舉賢才；但話雖如此，訪求遺賢的主要責任，還是落在各省的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身上。

    其中有些人，是非要征請到京不可的。

     這幾個人是有名的遺老，第一個是顧炎武，這年已經六十六歲，蔔居陝西華陰，早年有志恢複明室，而且守着他的絕食而死的亡母之誡：“弗事二姓”為何垂暮又肯失節？因此縣官到門，堅卧不起；如果強迫他上路，那也很簡單，一把并州利剪，或者一包毒藥，就可了結。

    以後靠他的外甥徐乾學、徐元文的斡旋，總算免了這場麻煩。

     第二個是黃宗羲，他是明朝東林巨頭，與楊漣、左光鬥同時被害的黃尊素的長子，亦是反清有名的；此時已經六十九歲，歸隐浙東，緻力于著述及講學，為一代儒家，當然亦不肯受征召。

    以老病的理由，推辭掉了。

     再有一個是李顆，為關中理學大儒，學者稱為“二曲先生”；縣官到門征請，李二曲叫家人回報，說病重不能動身。

    那縣官當差巴結，一定要把他弄到京城，于是連床擡了上路，李二曲水漿不人口，預備絕食自盡，隻好放他回去，一回囗囗，鎖入窯洞，除了顧炎武以外，什麼客都不見。

     還有一個是山西人傅山，字青主，這年已經七十四歲，辭謝不赴，縣官也是派人擡了床上路，到了京城崇文門外二十裡之處，無論如何不肯再往前進，否則就自殺。

     于是找了個野廟把他安置下來。

    在野大老，自有人尊敬，大學士馮溥，素有愛才之名，首先去探望，接着公卿畢集，而傅青主睡在闆床上，來既不迎，去亦不送，隻說病重不能應試。

    他的同鄉，左都禦史魏象樞代為陳奏，奉旨免試，這原是很好的事，不想另生枝節。

     受官照例要謝恩，傅青主不受亦不謝，而馮溥非強迫他這麼做不可。

    于是依然連床擡着到宮門；傅青主一望見由“大明門”所改的“大清門”的門額，頓時淚流滿面，從床上滾了下來，仆倒在地。

     這一下搞得非常沒趣，而有人還要簸弄着讓他望宮門磕頭；魏象樞見機，趕緊伸手阻攔“好了，好了！”他說：“這就是謝過恩了。

    ” 俗語道得好“有人辭官歸故裡，有人漏夜趕科場”有顧炎武、黃宗羲、李顒、傅青主等人，甯死不受征召；亦有人以為這是登龍捷徑，千方百計，謀求薦舉。

    因此盛傳薦舉有價，公價是二十四兩銀子。

    有人做了這樣兩首詩。

     博學弘儒本是名，寄聲詞客莫營營。

    此周休得尤台省；門第還須怨父兄。

     補牍何因也動心？紛紛求薦競如林！縱然博得虛名色，袖裡應持廿四金。

     這是指在京的人而言，由各省舉薦的，大多高才博學，四海知名，而且頗多寒士。

    “長安居，大不易”皇帝知道了征士的苦楚，特地囑咐大學士索額圖和明珠，交由戶部酌量給與衣食。

    因此從康熙十七年十一月起，待诏的征士，每人每月給米三鬥、銀三兩。

    于是“文酒之會”便多了，征士把杯聯吟之地，常在虎坊橋西炭廠的衆春園。

    于是又有人作詩譏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