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衣警察 第一章

說說湘西吧。

    ” 萌萌的笑能使一切變得溫和、美好。

    可他仍然用一種不甘奚落的口吻回了她一句：“你又沒罵我，我急什麼？” 周志明到現在才隐隐約約地有點明白了，工具，用工具這個詞兒來形容他們公安人員，并不是什麼好話。

    和人們常說的公安機關是無産階級專政的工具這種機構的性質定義全然不是一回事，而像萌萌說的那樣，等于是在罵他們當警察的不是人，或者隻是一群徒有四肢而無靈魂的人，一群物化了的人。

    他明白了這個詞兒所包含的那種鮮明的貶意和蔑視。

     然而，這能怪誰呢？專政機關就是這麼一個“準軍事”的性質，公安人員就應當養成服從命令的習慣，怎麼能憑着個人的意志和個人的主張而随心所欲呢？不能，公安就是公安，它的紀律就是服從，這是無可置疑的。

    可是，在周志明内心深處的感情上，在最樸素的，甚至于接近本能的直覺上，他常常又覺得萌萌的話也有某些道理。

    他在湘西同陸振羽的那場辯論中，不也是持了同萌萌一樣的觀點嗎，然而孰是孰非呢？ 他不由又想到那個案子上來了，他一直拼命躲避而又躲避不掉對這案子的回憶，這是在他七年公安工作的履曆簿上的一個最大最觸目的驚歎号。

    這幾天，他的腦屏上怎麼也離不開那一沓子棕黃色的卷宗，離不開那卷宗的封面上，嚴君用秀麗而不沾脂粉氣的筆體寫下的案号——３１１。

    真是“剪不斷，理還亂”。

    這案子的結局，究竟是肯定了陸振羽，還是肯定了他呢？ ３１１案的案犯徐邦呈是三月十一日發現的，而周志明實際接觸到這個案子，卻是在這前一天，三月十日。

     那天晚上他是在鄰居王大爺家裡吃的晚飯，自從父親住院以後，他就一直在王大爺家裡湊飯局。

    王大爺是城東區房管處看大門的，平時愛喝兩口，量雖然有限，可每天每頓都不能斷。

    聽他老伴鄭大媽說，三年自然災害那會兒買不到酒，把酒精兌上水也得喝，足見嗜酒如命。

    那天王大爺照例喝到半醉，腦袋晃晃地突然對他說了這麼一件事。

     “哎，志明，你說怪不怪，我們單位一個老太太，前兒個在街上碰見她死了好多年的侄子啦，看得真真着着的，還說她侄子比年輕的時候胖了點，可嘴唇上那顆痦子還那樣兒，大夥都說她是見了鬼了。

    ” “你們那兒的人，都迷信，哼。

    ”鄭大媽一臉不屑的樣子。

    稍停，又忍不住地問：“那老太太沒跟她侄子說話嗎？” “她剛要說，一晃，沒啦！真邪性了。

    ” 王大爺的小女兒淑萍向來寡言少語，這時卻悶頭插了一句：“我就不信。

    ” “人家親眼看見的，你還不信？”王大爺急赤白臉地說，“老太太吓得今兒晚上都不敢回家啦。

    志明，你說可信不可信？這死而複生的事兒，自古就有，那牡丹亭……” 他笑笑，調解似的說：“說不定那老太太平常想念她侄子，由于大腦生物電流的作用，突然産生幻覺，像真的見到活人站在面前，也是可能的。

    要說死而複生，那得看是什麼樣的死，我們上法醫學課的時候講過，人死有兩種：一種隻是呼吸停止，脈搏中斷，就是心不跳了，醫學上叫臨床死亡，俗話叫假死，這種死也許還能活過來。

    另一種是真死，就是身體從根本上喪失了新陳代謝的能力，醫學上叫生理死亡。

    她的侄子既然已經死了多年，那當然不會再活了。

    ” 他當時并沒把這當回事，以為不過是王大爺酒後無聊，擺擺龍門陣而已。

    誰知道第二天剛一上班，科長段興玉在機關大門口把他給截住了。

     “剛才紀處長從局裡來了個電話，城東分局昨天接待了一個要求協助尋找親屬的來訪群衆。

    市局馬局長認為有點兒怪，要我們處派人去談一下，分局的同志今天又把那個來訪的人找去了，你跟我去一趟吧。

    ” 城東公安局離五處不過七八裡地的路程，他和段科長乘了一輛北京吉普，穿過幾條繁華的街道，不一會兒便開進了一座古舊的大院子裡。

     段興玉同兩位分局的幹部簡短交談了一下，便和他走進了接待室。

    接待室很小，約莫和他們組的辦公室差不多寬窄，靠裡牆的窗下擺了張桌子，桌子對面是兩條沒有靠背的長條凳，長條凳上坐着兩位來訪者——一個中年男人和一個上了年紀、胖得出奇的女人。

     周志明坐在桌子一角，整個談話過程中，他除了偶爾插問幾句外，隻是集中精力把段興玉和那兩個人的“問答”詳盡地記在稿紙上。

     中年男人情緒松弛，和胖老太太的忐忑不安形成鮮明對比，他說話的時候态度随便，臉上幾乎始終笑呵呵的。

     “唉呀，我們這老太太還有點兒迷信呢，昨天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我們找人陪了她一宿，她還有心髒病……”中年人當着老太太的面毫不顧忌地揭她的短。

     老太太發着瘧疾似的搖着頭，不住地嘟囔：“我不怕，我不怕，我怕什麼？我是他嬸子！我一個人懶得回家住……”她說話的時候，臉上的肉像是要炸開一樣抖動着。

     “您是城東區房管處的負責人？”段興玉向中年人問道。

     “我是房管處的工會幹部。

    昨天就是我陪她到這兒來的。

    她在我們食堂裡是年頭最老的炊事員了。

    ” 段興玉把目光移向老太太：“您能不能把情況再談一遍。

    昨天您在哪兒，怎麼見到他的？” “我都說過了，就在興華路，興華路的津味包子館那兒。

    我每天上班路過那兒都要買包子，那兒的包子……” “是靠火車站的興華路嗎？”周志明一邊在本子上飛快記着，一邊問。

     “是呀，是呀。

    那兒有個包子館，我每天……” “那時候大約幾點鐘？”段興玉問。

     “也就是六點多鐘吧，我每天七點上班，食堂本來是六點上班的，領導上照顧我年歲……” “您六點鐘看到您的侄子，對嗎？他當時在幹什麼？” “他？他在九路電車站看站牌子呐，後來電車來了，他就上車去啦。

    ” “他是獨身一個人嗎？” “好像是，反正我沒看見别人跟他在一起。

    ” “那麼——，您來找公安局，是不是想讓我們幫助找到您這位侄子？” “是呀，”老太太愣了一下，不無恐懼地又說，“可他明明已經死了呀，死十年了，怎麼又活過來啦？我知道現在沒有鬼，我不迷信，可他怎麼又活過來啦？” 屋裡靜了一會兒，段興玉問：“會不會是因為您總想念您的侄子，迷迷糊糊地看錯人了？您再仔細回憶回憶。

    ” “迷糊？我不迷糊。

    您别看我那侄子念大學那會兒總住在我家裡，其實我一點兒也不想他。

    昨個兒我真的沒看錯。

    他比過去胖了點兒，可嘴邊上那顆黑痦子還在那兒，我一眼就認出來了，我還叫了他一聲呐，他小名叫四遠，我叫他一聲四遠，他扭過臉朝我這邊看了一眼，正趕這寸勁兒，九路電車來啦，他急急忙忙就上去了。

    我不會看錯的。

    我這麼大歲數，還能瞎說嗎？” 周志明一邊記錄一邊想着，王大爺果然不是酒後胡言，還真是有人“死而複生”了。

    段科長沒再耽延，草草結束了談話，向分局的同志要了材料，行色匆匆地離開了分局。

    周志明跟着段興玉後面鑽進了吉普車，沒有多問。

    雖然他還不能從這場談論中立即得出什麼明确具體的判斷，但從段科長的臉色上，卻已經意識到了事情的急迫。

    果然，在回去的路上，段科長從分局給的那沓材料裡抽出一張紙來，遞給他，說： “你看，分局的動作還是滿快的。

    ” 這是一張字迹潦草的電話記錄稿。

    他在車座的颠簸中看下來。

     來電話單位：湖南省湘西吉首縣公安局； 來電話人：李代遠。

     通話内容：昨日你局來電查詢徐邦呈下落一事，據我們了解，徐邦呈，一九四○年生，原系我縣城北甲村人。

    一九五八年考入南州大學西語系，一九六○年因亂搞兩性關系問題受到留校察看處分，畢業後分配往新城地區做外貿工作，又因反動言論問題被開除公職遣回湖南原籍。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徐上山砍柴時失蹤，經當時我縣公安局軍管會調查，将徐按自殺死亡處理。

    特告。

     看完，他的眉頭緊鎖起來，段興玉看了他一眼，問道：“明白了嗎？” 周志明的視線又落在這張電話記錄上，琢磨着說：“從這個電話上看，這位老太太的侄子在十年前的死亡并沒有确實可靠的佐證，大概當時那個軍管會查不出究竟來，就馬馬虎虎定個死亡結論了事。

    可是……”他遲疑了一下：“如果這人還活着，這十年流浪到哪裡去了呢？” “從老太太看到的情況分析，他的衣着整潔，并不像個浪迹無定的‘盲流人員’。

    ”段興玉翻着分局同老太太頭一次的談話記錄，思索着說：“我們是反間諜部門，馬局長要我們過問這件事，恐怕是……” 周志明恍然大悟，接過話頭說：“這家夥在地處邊境的新城地區工作過，對邊境情況熟，會不會在六六年跑出去了？” 段興玉點一下頭，說：“如果你這個估計不錯的話，我們現在是一刻不能耽擱，得馬上有所動作了。

    ” 他們回到處裡的時候，處長紀真已經等候在他們的辦公室裡了。

    共同的經驗使得這些老偵查員常常會産生相近的判斷，紀處長見到他們的頭一句話就問： “情況如何，是人，不是鬼吧？” 段興玉并沒有立即回答紀真的問話，把材料一一取出，等紀真浏覽了一遍，才說：“分局幹得不錯，已經和吉首公安局取得了聯系，還根據來訪人的描述繪制了摹拟畫像，跟徐邦呈六十年代在南州大學上學時的照片相比，有點像。

    ”随後，又轉臉對陳全有說：“大陳，你過去是搞外線偵查的，據你看，如果查找這個人，照片和畫像哪一個價值大些？” 陳全有是六二屆公安學校的畢業生，畢業後做過兩年外線跟蹤工作，六四年才調到五處搞内線偵查，因此号稱“裡外一把手”。

    他接過照片和畫像，來回看了幾遍，說：“畫像嘛，價值可能更實際些，因為是根據目擊者記憶猶新的印象制作的，當然更有利于外線偵查員的識别。

    雖然和本人十多年前的照片距離遠了些，可是固定特征基本沒有改變。

    你們看，眉距、眼寬、鼻翼的形狀、嘴形、耳形、發際五官骨骼的比例等等，都和照片很接近，從這幾方面分析，這幅像畫得可能還是比較成功的。

    ” 紀真揮手打斷了大陳的話頭，叫段興玉收拾起材料，兩個人急急忙忙坐車趕到市公安局去了。

     中午時候，段興玉回到科裡，他們才知道局裡已經正式批準立案。

    徐邦呈的摹拟畫像已開始複印下發。

    周志明現在回想起來，這個案件的開端還是順利的，雖然外線處因為當天下午的批鄧大會“雷打不動”，緻使飛機場、火車站和長途汽車站在晚上七點二十分之前一直未能封鎖，但那天夜裡城區各分局以治安檢查的名義，對大小旅店和住客的洗澡堂進行的清查，還是滿認真的，結果在夜裡四點多鐘，城南分局在“為民旅館”四層樓的一間客房裡，發現了徐邦呈。

    不過，根據他們的要求，分局的同志沒有驚動他。

     于是，這個案件的第一個矛盾就出來了——對徐邦呈，捕，還是不捕。

     周志明知道，段興玉是不主張馬上逮捕徐邦呈的，因為不許外線和分局擅自驚動徐邦呈這一條，就是他先提出來的，紀真當時也贊成，他們在向馬局長彙報時，馬局長也沒有提出異議，如此分析，段科長、紀處長和馬局長都屬于“不捕派”。

    但是，第二天上午的決策會一開，卻決定對徐立即逮捕。

    這個會的參加者，除開三個“不捕派”之外，就隻有主管偵查工作的副局長甘向前了。

    顯然，甘副局長是“捕派”。

     周志明從刑警大隊調到五處已經有五年了，以他對反間諜鬥争的那點知識和經驗看，徐邦呈顯然是不應當匆忙逮捕的。

    他不知道決策會上這個反常的決定究竟是出于什麼原因和背景。

    那天中午紀處長和段科長開會回來，雖然并沒有向他們說起會上的情形，但這沉默本身，就足以使人想象出這個會是怎樣一種不愉快的氣氛。

     周志明和甘副局長的直接接觸，就是在這個案子上才開始的。

    甘副局長自從“文革”到南州市公安局參加軍管算起，在地方上工作已經快有十年了，但他身上那種軍人的威風和幹脆果斷的個性卻絲毫沒有改變。

    對這種個性，周志明似乎并不太喜歡，總覺得有點獨斷專行，近于跋扈。

     記得那次在邊境的那個小招待所裡，甘向前不知怎麼看見了他手提包裡帶着的那本《普希金詩選》，拿過去翻了幾頁，皺着眉頭問他：“普，普什麼，普希金？” 他當時有點不知所措，慌慌張張地“啊”了一聲。

     甘向前把書還給他，卻問：“局黨委布置的今年内通讀《毛選》一至四卷的任務，你的進度怎麼樣了？” “已經開始讀第二卷了。

    ” “筆記都按要求完成啦？” “完成了。

    每篇文章我都做了筆記，每篇筆記都超過了二百字。

    我們出發前，處裡的政治處專門把我們幾個人檢查了一遍。

    ” “哦，”甘局長臉上挂出些微笑，這才指指那本書，說：“這種書，批判地看一點不是不可以，不過還是少看為好。

    ” 他不知道該怎麼解釋，“噢，這書……列甯也很喜歡讀的。

    ” “是嗎？叫什麼來着？普希金，啊——蘇聯作家吧？” “俄國作家。

    ” “哈呀，你們這些年輕人啊，”甘局長笑起來，“起碼的常識也得多一點才行嘛，蘇聯就是俄國，一回事兒，啊。

    ” 他哭笑不得。

    從那以後，他對甘局長的印象便大大地又打了個折扣。

     逮捕徐邦呈以後，先是段科長負責這個案件的審訊工作，審了兩輪，甘局長突然來了興趣，親自出馬把審訊接了過去。

    這一下，周志明倒真是覺得自己成了名副其實的“工具”了。

    他、大陳、小陸、小嚴，他們幾個參加這個案件工作的人，都成了孫悟空脖子上的汗毛，隻是随時被拔下來一吹，化作一些沒有靈魂和血肉的小猴來烏合沖殺一陣，而自身并無任何責任和擔子。

    這個案子究竟應該怎麼看、怎麼搞，他們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