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校驚雷

是派的守路口盤生人、防私逃的職務。

    我向他作辭，他坐着不動，冷冷地點頭示意。

    (他與孫用系原《魯迅全集》編輯室的人，後調古典室任副主任，是我的上司。

    在先，他還視我為“學者”，見了就笑而示意；後來“文革”他對我有看法，曾大嗓門批判我，說從未見過像我這樣“反動的知識分子”。

    在幹校又住同屋，極少理我，頗有“敬鬼神而遠之”之雅緻了。

    ) 拉車的小夥子是彭慶生。

    提起他，不由我不插叙幾句。

     慶生是“文革”中剛從北大出來的“小将”，能得“風氣之先”，到那個單位後一張大字報掀開新的一頁，很快成了運動的主腦人。

    但運動的階段層次變化太大太多了，簡而言之，及達幹校後，他又因變化而成了“5·16”的“重要”人物，受苦不小。

    拉車送我，正是他倒黴受懲的一種“改造”方式。

    小夥子畢竟不凡，頂得住，拉着重物走數十裡不平之路，可非易事。

    他面不改容，也無任何“心情表現”。

     我這兒提他，是因為紀念此行的受累者，也紀念他對我的照顧——不知何因，他在“當權”時就特别加我青目，而發誓要把我打成“反革命”的一頭頭(司機高某)卻與慶生水火難投。

    下幹校火車上慶生就要我在空位上卧息，還送來毛毯給我蓋上。

    到了鹹甯，還未蓋房借住民居時，見我衣服不夠，他把嶄新的棉大衣送來讓我穿，“髒了也沒關系!” 莫忘，這是何等歲月，何等“境界”，在平常情況下這也令人感激了，何況是“非常”的日子裡!我難忘記。

     運動過後，久之方知他在語言學院執教了。

    為職稱的事，為他的古代詩學著述(不止一部)的事，都來找我。

    他身體好時，每年正月初一，必從郊外趕來賀歲。

    我的“難友”與學誼的緣分頗不一般，思之意味不淺。

     插話到此暫休。

    且說我到火車站。

     人若走上好運了，到處可遇好人。

    我到車站正值中午休班，不賣車票。

    我到窗口，卻有一位姑娘在内，把證件給她看，她看了竟破格照顧說：“我先給你一張吧，省得一會兒你排隊擠得累。

    ”她還說可以把手提包寄存她室内，伶伶俐俐地到街上走走——離車開還有一個多小時呢! 我感謝極了，這真是一位好心的女士(那時還沒有此稱可随意使用)，她見我那敝衣黑疲的窮書生樣子，也許不無憫人之心吧? 我逛了商店，買一件告别湖北的小物件作紀念品。

    從從容容上了車——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