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雅娜

整個街區了（不用拐杖）。

    那個冬天，他每天都去當地的健身房遊泳。

    他看上去像個六十五歲的人，每個人都這樣說。

     我跟父親的主治醫師們讨論了他的康複，這樣做的原因是由于父親身上發生的事情讓我想起了中世紀歐洲村莊裡流行的所謂奇迹劇。

    我告訴自己，把老爸的名字改一下——或許就稱呼他為G先生就行——說不定能寫篇有趣的文章投給某家雜志。

    也許可以，但我從未真的動手寫。

     是斯坦·斯洛恩，道格的家庭醫生首先舉起了紅旗。

    是他把道格送到匹茲堡大學癌症研究中心的，因此他可以責怪那裡的腫瘤專家雷迪夫醫生和紮馬科夫斯基醫生誤診。

    而他們把誤診的責任推到了影像科，雷迪夫說影像科的主任無能得連胰腺和肝髒都分不清。

    他要求我不要轉述他的話，但二十五年過去了，我猜那個限制已經失效了。

     紮馬科夫斯基醫生則将之解釋為簡單的器官畸形。

    “我一直不敢苟同最初的診斷。

    ”他向我透露。

    我和雷迪夫通的電話，和紮馬科夫斯基是面談。

    他穿着實驗室的白大褂，下面是件紅T恤，隐約透出T恤上印着我甯願去打高爾夫。

     “我一直認為是VHL綜合症。

    ” “那種病不是緻命的嗎？”我問。

     紮馬科夫斯基神秘地一笑，這是醫生們為毫無頭緒的水管工、家庭主婦和英語老師特别保留的笑容。

    然後他說，他約了人，已經遲到了。

     去找影像科的負責人時，他兩手一攤。

    “我們隻負責拍片，不負責解讀，”他說，“再過十年，我們的儀器設備将會使這樣的誤讀成為不可能。

    而現在，為什麼不放掉其他想法，慶祝你老爸還活着呢？” 我盡力照辦了。

    在被我理所當然稱之為研究的短暫調查中，我知道了一件有趣的事：奇迹的醫學定義就是誤診。

     一九八三年我比較清閑。

    我和一家學術出版社簽了合同，寫一本名叫《授人以漁：創造性寫作的教學法》的書，但是，和我那篇關于奇迹劇的文章一樣，那本書也沒有真正落筆。

    七月，露絲和我原本打算去野營，我的小便卻突然變成粉紅色了。

    那之後開始了疼痛，先是在左邊臀部的深處，緊接着蔓延到腰腹，痛感也更強。

    後來，我就開始尿血了——我想，那應該是出現首次症狀四天後，而當我還在玩全球流行的遊戲“自動消失”時，疼痛已經從嚴重變成了酷刑。

     “肯定不是癌症。

    ”露絲說，而從她嘴裡說出這樣的話就意味着她認為是。

    她的眼神更讓人警覺。

    她絕對到死也不會承認——她以自己的現實主義為傲——但我知道，那時她一定覺得癌症離開父親逃到我身上了。

     的确不是癌症。

    是腎結石。

    對于我這種情況，奇迹就叫做體外震波碎石術——和利尿劑一起——粉碎了那些小石頭。

    我告訴醫生，這輩子從來沒那麼疼過。

     “我想你今後也不會這麼疼了，即使得了冠心病，”他說，“女性患者把結石的疼痛和分娩相比，還是難産。

    ” 術後，我仍然疼得不輕，但等醫生複查的時候，已經能夠看雜志了，我把這視為巨大的進步。

    這時，有人坐到我旁邊，說：“來吧，到時間了。

    ” 我擡起頭。

    不是來到父親病房的那個女人，而是一個身穿棕色西裝的男子，看上去十分平常。

    然而，我知道他為什麼來，這從來就不是個問題。

    我還确定，如果我不跟他走，那麼全世界的碎石術都幫不了我了。

     我們出去了。

    接待台前沒有人，所以我也就不用跟人家解釋為什麼會突然離開。

    反正我也不知道該編個什麼理由。

    說我的肚子突然不疼了？聽上去又荒謬又不可信。

    穿西裝的男人看上去三十五歲左右： 從他一頭精幹的短發來看，或許是前海軍陸戰隊員也說不定。

    他不說話。

    我們繞過我的主治醫生所在的醫療中心，然後朝康複病院方向走去。

    由于肚子還有點疼，我一直略微彎着腰。

     我們走上人行道，又鑽進一條走廊，走廊兩邊的牆上畫着迪士尼的壁畫，頭頂的揚聲器裡在唱《小世界》這首歌。

    前海軍陸戰隊員頭顱高昂、步履輕快，好像他本來就屬于這裡。

    可我與這裡格格不入，而且自己也知道這一點。

    我從來沒覺得離家和能夠理解的生活這麼遠過。

    就算此刻變成一隻孩子們收到的“祝你康複”的氣球飄到天花闆上，我也不會吃驚的。

     在中心護士站，前海軍陸戰隊員拽了一下我的胳膊，讓我停下，直到那裡的兩個護士——一男一女——又忙開了。

    然後，我們從護士站前過去，走進另一個大廳，裡面有一個坐輪椅的光頭小女孩，她渴望地看着我們，伸出一隻手。

     “不。

    ”前海軍陸戰隊員帶着我繼續往前走。

    拔腳之前，我又看了看那雙明亮的、瀕死的眼睛。

     他把我帶到了一間病房，裡面有個三歲左右的小男孩在玩積木，他的病床上罩了一頂透明的帳篷。

    男孩好奇地看着我們，他看上去比坐輪椅的女孩健康得多——起碼滿頭的紅色卷發還在——但是，他的皮膚是鉛灰色的。

    在前海軍陸戰隊員把我推上去，自己跨立站在一邊後，我才看清面前的男孩其實病得非常重。

    盡管帳篷上寫着無菌環境，我也沒有理會，拉開拉鍊後，我看出，這個孩子剩下的時間恐怕是按天數而不是星期計算的。

     我向他伸出手去，與此同時，我聞到了與父親病榻前類似的味道。

    這裡的氣味雖然輕些，但本質上是一樣的。

    孩子毫無保留地向我展開雙臂，我在他的嘴角親了一下，他立刻給了我一個大大的吻，足以顯示長時間以來，沒有人這樣接近過他，至少除了給他帶來疼痛的接觸之外。

     沒有人走進來問我們在做什麼，也沒有人威脅要報警，就像露絲那天在父親房裡那樣。

    我又拉上帳篷。

    走到門口時，我回頭看看坐在透明帳篷裡、手拿一塊積木的小男孩。

    他扔下積木，向我揮揮手——孩子的揮手方式，手指兩次打開又并攏。

    我也以同樣的方式向他揮揮手。

    他看上去已經好些了。

     路過護土站時，前海軍陸戰隊員又拽了我一下，但這次，我們沒逃過男護士的眼睛，他臉上挂着不滿的微笑，我們學校英語組的主任把這種微笑修煉成為了一種藝術。

    男護士問我們在做什麼。

     “對不起，我們走錯樓層了。

    ”前海軍陸戰隊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