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最大差異在于他們對“社交”的不同态度，福爾摩斯是一位相當孤僻的人，與外在世界的聯系多半建立在情報的搜集分析上（小說一再描寫他钜細靡遺地讀報紙，并且運用街頭小孩打聽消息），他不參加宴會、不交朋友（華生醫師變成朋友是個意外，不是嗎？），更不會沒事周末到其他貴族家中聚會打獵（除非是受邀辦案），也沒看到福爾摩斯除了“打擊犯罪”以外從事什麼運動（他似乎精于擊劍與拳術，但沒看過他周末與人練習）。

     相反的，拉菲茲可就是一位“社交動物”，他熱愛玩團體運動的闆球（有一次一位有錢人因他闆球高手的身份待之以禮，他竟然因此“知遇”打消行竊念頭）；而每個周末他更幾乎都在有錢人家做客，宴席不斷，派對不歇，或者就在俱樂部裡輿他人閑談。

    拉菲茲對于朋友的态度也比福爾摩斯熱情得多，福爾摩斯和華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典型，知性的交往勝過感性的交流；拉菲茲與小兎寶則情緒起伏極大，熱情的時候，拉菲茲叫他：“我忠實的小兔子”（MyFaithfulRabbit）；沖突的時候，小兎寶對他可以是“帶着新的恨意與鄙視”，簡直像一對新陷入戀情的情侶。

     推理小說真正對“犯罪”的态度産生根本的變化，我覺得還是要等到美國小說家達許·漢密特（DashiellHammett，1894-1961）等人的出現，才給了推理小說徹底翻新的哲學與态度；在那個被稱為“犯罪小說的美國革命”的創作風潮裡，我們才看到對犯罪全然兩樣的了解，對犯人的人格與動機，對偵探的角色與功能，也才能提出根本不同的诠釋與路徑。

    不過，這是另一個很長的故事，也許我們在這裡并不宜說得太多。

     有趣的是，福爾摩斯和拉菲茲都在推理小說史裡流傳了下來，成為兩個傳統；福爾摩斯成了“大傳統”，拉菲茲成了“小傳統”。

    在福爾摩斯的主流底下，一條不絶如縷的拉菲茲創作持續在我們的閲讀活動中。

    除了我上面介紹的拉菲茲式的創作外，在赫爾南死于一九二一年後，先有貝利·普隆尼（BarryPerowne，1908-1985）繼續以拉菲茲的角色創作直到二次大戰前；五〇年代，艾勒裡·昆恩又邀普隆尼複出，重寫變得有點“羅賓漢”味道的小偷神探拉菲茲。

    七〇年代，又有大衛·佛萊契（DavidFletcher）重寫拉菲茲短篇。

    拉菲茲，以一個暗夜之賊的出身，在閲讀史上能得這麼多讀者的支持，也可算是不冤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