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推文康在《兒女英雄傳》裡寫安公子安龍媒(骥)，這傻瓜因父遭受誣難，帶了銀子遠行贖救，絲毫不谙世途人心之險厄，老仆華忠的諄諄囑咐是：“逢人隻說三分話，未可全交一片心!”于是他牢牢記住——等到十三妹何玉鳳問他帶了多少銀子時，他就按實數算出“三分之一”來向那不識面的女子“報賬”。

    這簡直寫盡了書呆子的一片“老謀深算”和煞費苦心。

     但我無法與人家公子相比，我一見了人，就忘了“三分話”的忠告，卻總是傾心吐膽，一片心全部交出。

    人家一聽便知：這倒是個傻瓜，好對付；心裡早已有了盤算：今後如何來“使用”之。

     書呆子之可笑如此，可憐亦如此。

     幸而，天無絕人之路。

    古語雲：傻人自有傻人福。

    我也有“福”。

    這“福”就是到處有好人暗中護念扶持——算命的常說，“犯小人”，“有貴人”，似乎真有此理。

    我既犯小人之忌，又得貴人之助。

    這也可謂“得天獨厚”了，還不該“知足常樂”乎? 回顧大半生，求學是小學、中學、大學三階段因戰亂、淪陷，失學廢學共計十餘年之多，掙紮到大學畢業，已年華老大，别人無此例，多少不同班次的同學都已功業成就了，我是個最不幸者。

    但我學業成績好，從高中起，憑獎學金上學，沒花過家中什麼錢(一個破落的舊式大家庭)。

    再說就職工作，也很奇特：都是人家找到我，而不是我的努力求職所緻。

    平生工作三大階段：一高校教書，二出版社編輯，三研究院顧問兼研究員，都不是我自己去求職的。

    有特聘，有特調，有商請。

    我若說自己恥于鑽營謀求，就會有自誇之嫌；如謂自己根本不會鑽營奔競，則并無任何嫌疑可言。

     例如，在大學做“自助工作”(即今之“打工”是也)，是外國研究生找我，幫他(她)們讀古書。

    到華西大學去教翻譯，是因一篇英文論文的“因緣”特電來聘。

    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是馮雪峰請中宣部特電川大調京。

    入中國藝術研究院，是因友人一句話相邀而成議的(我雙目損後，協和醫院主治大夫張承芬女士，三次主動給我開出證明書，說再不可做編輯工作了。

    我還是并未辭職，社方也并未“處置”我。

    我仍想回高校教課，亦未定。

    适胡文彬先生來訪，對我說，還是進研究院，和我們在一起吧!因此這才決定調職的——筆者附注)。

     再例如，出版著作也不是我去求人，皆是友人主動辦理或出版社來索書稿。

     我在患難、險困中，總有好人予以暗中的呵護幫扶。

    遭到無端的誣謗攻擊，其勢洶洶，又總有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