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的遺劄

幾次運動以及相應而造成的信劄散佚損壞，是紅學史迹上的一大損失，其中有極珍貴的名家手迹與學者讨論問題的内容，如張元濟(菊生)老人以癱瘓之手親筆書寫的一件極為絕特的珍迹。

    我的各種函件之多，真如“山積”，加上年大記衰，幾乎全成“煙雲模糊”，難以追憶。

    不想近日忽然發現了俞平伯先生的遺劄三通，大為驚訝!——這是怎麼才得幸存的?誰也說不上來了。

     這三件，一件是明信片，郵戳明白：19631128。

    一件是簡劄，字大，可以判知是1964年的。

    另一件最重要：小字工緻，近乎楷書的風格，筆緻秀雅，内容也重要。

    估計也應是1963年的魚雁遺痕。

     今不依年月先後，而以其内容之價值排次，倒叙如下：1964年的短簡、1963年的明信片、最長的信劄。

     短簡全文雲： 汝昌先生賜鑒：承 惠贈新著《曹雪芹》一書，詳贍活潑而不支蔓，深入顯出，引人入勝，洵為近來治紅樓夢之佳構，無任佩荷!其中論點弟所同意者亦居太半也。

    匆複謝候 著安 弟俞平伯頓首三月六日 這是1964年拙著《曹雪芹》出書後，寄奉了一冊向俞先生求正，蒙他賜複的墨迹。

    宣紙箋，字大文約，書寫不甚工緻。

    這種謝函性的短柬，大抵難免溢美之詞。

    其中所言“詳贍活潑而不支蔓”也流露出他的議論：為芹創傳，文宜活潑而事戒支(枝)蔓。

    而且，他也明白而又委婉地表明：在論點上隻同意“太(泰)半”，另有“少半”是所見不同的。

     這是學者的誠實态度，不肯作“過頭”的贊許。

    我的揣度，他不大同意的至少包括：生卒年的考訂，脂硯的身份問題，脂硯、畸笏二名的關系——可能也指對雪芹旗籍的不同看法，等等(他對清史制度不是專家，不明“包衣”“漢軍旗”的嚴格區分)。

     但無論如何，為雪芹作傳，無人敢為，我鬥膽妄行，未遭呵斥，反而得到了他的不一般的獎語，如“引人入勝”，如近年治《紅》之“佳構”，這也就很不等閑了。

     再看第二件，是明信片。

    正面中間豎線分開，右側書寫收件人的地址、姓名、發件人的地址—— 本市東城 無量大人胡同53乙 周汝昌先生 朝陽門内老君堂79号俞 我寫至此，不禁“醒”悟：原來這兩個寓所“舊巢痕”今俱改變，連那巷名也不複存在了。

    滄桑之感，何待千年萬載乎?(也想起我故裡的地址書寫形式，今亦有幸保存在胡适先生給我的信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