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論我的紅學

鬥争極為劇烈，可怎麼也想不通我錯在何處。

     有一位同事向聶绀弩等領導叙說我是“每日彷徨鬥室，其情甚苦……”雲雲，倒很真實不虛。

     感謝NFDAD洛，他繼續向我做思想工作，表示“有人把您與胡适同等看待是胡說……”我終于在衆多同志的關切與鼓勵之下，寫出了一篇文章。

     不待說，那是水平不夠的，尤其是自我批評的部分，更顯薄弱。

     這大約讓鄧拓非常失望。

    我成了一個“不可教也”的“孺子”。

    文章登出後，有人稱獎，有人不滿——盡管拙文已由好意之人略為加工潤色了，還是無從根本改變，所以到後來運動深入時，就有水平高的人發文批我，說我“比胡适還反動”。

    我不怪人，咎由自取，于人何尤哉。

     鄧拓對我不滿，證明在于一個事實：當60年代初籌備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時，一次文聯舉辦盛會，由京津一流鼓曲家演唱《紅樓》段子，石慧儒、駱玉笙、花五寶……各獻名曲，文化界名流集于一堂，最後一位來賞的竟是周總理! 那場盛會，我有專文紀之，今不應重複。

    隻說會後，衆演員圍上了總理，請示意見；衆客也戀戀未散。

    我們一小群人在圍談，中間是鄧拓。

    我想起他當年的友善熱情，便上前去招呼，并怕他已不認識我了，自報了姓名。

    他聽後，将眼擡起，望了我一下，頭部微微一動——似點頭未點頭，此外一無回報，包括面色與言詞。

     我自讨了無趣，悄然退出了那裡。

     以後聽說他富藏名貴書畫。

    紀念曹雪芹籌委會請來了賀友直、劉旦宅，住翠雲莊，為畫芹像及生平組畫而繪出了不少佳作。

    我特賞劉旦宅的一幅雪芹坐像(一幅小畫樣)，心欲得之。

    未及啟齒，不翼而飛矣。

    向人問時，答雲：“鄧拓拿去了。

    ”其眼力洵不凡也。

     詩曰： 軒蓋招邀禮數崇，垂青原是為批《紅》。

     賜評謂我“二元論”，往事依稀記鄧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