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長馮雪峰

藝報》需要讨論《紅樓夢》的文章。

    他仍然和藹客氣，彬彬有禮；神情微微有點緊張。

    他并不是源源本本告知我事情的來龍去脈等等一切，看來他當時也不是怎麼清楚——我是一貫書呆子，也莫名其妙，莫測高深。

    聶、巴二公在側，不見多口插言。

     後來方知，那是《文藝報》拒登兩個“小人物”的批俞文章而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而且事态似乎比預想的發展得快速，性質也嚴重。

    馮的緊張，有由來也。

     如今想來，馮公那時找我來“救駕”，是把我估計得太高了，也看出他很“可憐”——竟無别人可求。

    這真令人喟然興歎。

     我遵囑寫了一篇“文章”——内容何似?一句也記不得了，大約必是書呆之論。

    此文後來悄然無所聞——當然是不能用吧。

    我希望檔案中還可發現它，今日“披露披露”，大可引起一種“趣味”也。

     這是1954年冬日的陳迹了。

    此後便無緣會他。

    等到再見，那已是“文革”熱鬧中間，曲曲折折之後，和他一同“受管制”的時候了。

     他在别單位、機構處境遭遇如何，不得而知；在這出版社時，還是頗為“文明”的，沒見什麼“彎腰”、“坐飛機”等“酷刑”加于其身。

    他仍然那麼文質彬彬的，不動聲色，面無表情，十分鎮靜。

    晚上的批判(互批)會上，他侃侃而談，口才很好，“理論水平”也很不凡。

    他還批評過我當時的發言，指出我的某一“委屈承認”的語氣是“不對的”——“那就很嚴重了!” 再以後，就是下到了湖北鹹甯幹校。

     幹校裡是分很多小隊的，“工種”不同，各占一塊“地盤”，故難得往來相見。

    其後忽有一段時期又見到了他。

    那大約是因為要清除一處地面作什麼用，派幾位“老弱殘兵”去打掃破磚瓦礫碎石土塊之類，用一個簸箕端往一個後邊的土坡上傾倒。

    我見他精神不頹，勤勤懇懇地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