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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馮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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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報》需要讨論《紅樓夢》的文章。

    他仍然和藹客氣,彬彬有禮;神情微微有點緊張。

    他并不是源源本本告知我事情的來龍去脈等等一切,看來他當時也不是怎麼清楚——我是一貫書呆子,也莫名其妙,莫測高深。

    聶、巴二公在側,不見多口插言。

     後來方知,那是《文藝報》拒登兩個“小人物”的批俞文章而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而且事态似乎比預想的發展得快速,性質也嚴重。

    馮的緊張,有由來也。

     如今想來,馮公那時找我來“救駕”,是把我估計得太高了,也看出他很“可憐”——竟無别人可求。

    這真令人喟然興歎。

     我遵囑寫了一篇“文章”——内容何似?一句也記不得了,大約必是書呆之論。

    此文後來悄然無所聞——當然是不能用吧。

    我希望檔案中還可發現它,今日“披露披露”,大可引起一種“趣味”也。

     這是1954年冬日的陳迹了。

    此後便無緣會他。

    等到再見,那已是“文革”熱鬧中間,曲曲折折之後,和他一同“受管制”的時候了。

     他在别單位、機構處境遭遇如何,不得而知;在這出版社時,還是頗為“文明”的,沒見什麼“彎腰”、“坐飛機”等“酷刑”加于其身。

    他仍然那麼文質彬彬的,不動聲色,面無表情,十分鎮靜。

    晚上的批判(互批)會上,他侃侃而談,口才很好,“理論水平”也很不凡。

    他還批評過我當時的發言,指出我的某一“委屈承認”的語氣是“不對的”——“那就很嚴重了!” 再以後,就是下到了湖北鹹甯幹校。

     幹校裡是分很多小隊的,“工種”不同,各占一塊“地盤”,故難得往來相見。

    其後忽有一段時期又見到了他。

    那大約是因為要清除一處地面作什麼用,派幾位“老弱殘兵”去打掃破磚瓦礫碎石土塊之類,用一個簸箕端往一個後邊的土坡上傾倒。

    我見他精神不頹,勤勤懇懇地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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