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治世有是非，濁世無是非。

    夫濁世亦曷嘗無是非哉？弊在以非為是，以是為非，群言厖雜，無所适從，而是非遂颠倒而不複明。

    昔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筆削謹嚴，辯論詳核，其足以維持世道者，良非淺尠，故後世以聖賢稱之。

    至秦漢以降，專制日甚，文網繁密，下有清議，偶觸忌諱，即罹刑辟。

    世有明哲，亦何苦自拚生命，與濁世争論是非乎？故非經一代易姓，從未有董狐直筆，得是是非非之真相。

    即憤時者忍無可忍，或托諸歌詠，或演成稗乘，美人香草，聊寫憂思，《水浒》、《紅樓》，無非假托，明眼人取而閱之，鈎深索隐，煞費苦心，尚未能洞燭靡遺，而一孔之士，固無論已。

    今日之中華民國，一新舊交替之時代也，舊者未必盡非，而新者亦未必盡是。

    自紀元以迄于茲，朝三暮四，變幻靡常，忽焉以為是，忽焉以為非，又忽焉而非者又是，是者又非，膠膠擾擾，莫可究诘，繩以是非之正軌，恐南其轅而北其轍，始終未能達到也。

    回憶辛亥革命，全國人心，方以為推翻清室，永除專制，此後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搰，迄未有成。

    袁氏以牢籠全國之材智，而德不足以濟之，醉心帝制，終歸失敗，且反釀成軍閥幹政之漸，贻禍國是。

    黎、馮相繼，疊被是禍，以次下野。

    東海承之，處積重難返之秋，當南北分争之際，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