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1)

離。

     對付北方遊牧民族的侵逼，也使中國不能施行地方分權，造成彼此不相顧盼的趨勢。

    傳統中國的國防線為“萬裡長城”。

    實際上因時代的不同，築城的地點前後移動，但是總與十五英寸的平均雨度線相去不遠。

    這也就是說在長城以北以西的地方，每年的積雨量低于十五英寸，無法耕種農作物，是遊牧民族馳騁的地區，他們遇有災荒或者趁到中國分裂之際可能大規模來犯。

    中國即取攻勢也不能解決這地理上的問題，隻能加強向地方政府的控制，以均一雷同的姿态取防勢。

     這些地理上的因素，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尤其在近代史上講，甚為不利。

    中國人經常說：“如欲攘外，必先安内。

    ”但是其所謂安與攘都是大規模的工作，數量重于質量。

    其用心設計之餘，隻能維持政治上超時代的統一和雷同，不能在技術及經濟上講求功效。

    因為後者的增進，總是參差不齊的。

    明朝加強中央集權，用倫理的社會力量保持各地均衡，防止各地方政府産生特色的趨向，也可以從它的科舉制度看出來。

    科舉制度肇基于隋而确定于唐。

    初時遇有明經明法等科，到宋時還用策取士，也仍有經義詞賦。

    到明季中葉之後則隻有八股文。

    鄧嗣禹說：科目日趨簡單，方法日形複雜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台北，1967)，頁73。

    ，也表現整個文官組織逐漸單元化，它不能掌握社會多元的情形，更不會鼓勵這樣的發展。

     然則“打破砂鍋璺到底”，則我們不能不相信天候地理的力量可怕。

    而今日去明代覆亡又已三百四十一年，這種力量雖然沒有以前的厲害，也還沒有随朱明王朝而全部消滅。

     第二，在中國傳統曆史上講，明朝的收斂性和唐宋帝國的擴張性相反。

     錢穆作《國史大綱》時，稱唐朝“政權無限制解放；同時政府組織亦無限制擴大”錢穆，《國史大綱》(台北，1966第十版)，上冊，頁312。

    。

    其實這趨勢也相次繼續于宋代。

     唐朝繼承楊隋、北齊、北周，及北魏拓跋氏之後，在中國曆史上自成一系統。

    其立國精神，受《周禮》的影響甚大。

    如魏之“三長”、“均田”，以及各朝的“府兵”，都系用“間架性的設計”(schematicdesign)作基礎，也就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數學公式，廣泛地推行于各地區，行不通時，互相折中遷就，隻顧大體上在某種程度上的可行，無意以條文做主，凡事認真均田制及租庸調制，隻代表一種理想，實際施行時，又待當時當地的“活用”。

    所以崔瑞德(Den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