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販：壞家夥喬·科瑙夫的利刃和生意

在，日本人一邊供應藥片，一邊負責街面上的治安，所以毒品的交易成了公開活動。

    科瑙夫實際上已騰出一隻手來，還有一份交易執照，可以大幹一場了。

     瘾君子們很快就接受了新的藥片。

    大批的人死于吸食過量、身體衰弱、中毒，或是感染壞疽造成的裸露瘡口——這些現象都是摻了雜質的藥片造成的。

    1939～1940年，整片“惡土”上都飄着紅藥片散發的焦糖味的煙霧，它取代了原來的鴉片煙。

    這已經很能說明情況了。

    鴉片絕大多數流入了煙室，那裡仍然為更具鑒賞力的煙客準備煙槍。

    科瑙夫的分銷商，如薩克森，則在整個“惡土”進行地毯式傾銷，他們出售紅藥片，每次的交易量高達一盎司。

    有人用美國俚語稱這種藥片為“上等貨”。

     1941年，毒販和其他外國僑民被驅趕到一起。

    突然之間，他們發現自己能與地位更尊貴的家庭一起生活了。

    蘭登·吉爾基（LangdonGilkey）關于濰縣生活的回憶錄《山東集中營》（ShantungCompound）一直是對集中營生活最生動翔實的記叙，裡面寫道：“兩位爵士音樂家（一個是波利尼西亞人，另一個是黑人）和一名比利時毒販同住一屋；此外還有一位英國銀行家、一位工程師和亞細亞火油公司在中國的負責人。

    ”在集中營裡，使館區的世界和“惡土”的世界終于在大白天融和了。

     然而，“惡土”裡還有很多居民沒有被送進集中營，因為他們背叛了自己的國家（祖國或者入籍國），站到了日本人那邊。

    這使“惡土”成了不同國籍的投敵者的巢穴。

    珍珠港事件後，大批外僑被逮捕或被羁押，但科瑙夫的名字沒有出現在任何記錄中。

    他似乎仍然待在“惡土”，可以自由地向留下來的任何有購買需求的人——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出售鴉片、海洛因和紅藥片。

     據說他死于1944年末或1945年初，也許死于抽樣檢測貨物時的吸食過量導緻的并發症，也許死于酒精中毒、食物短缺、嚴寒、緻命的肺炎……美國公使館沒有任何關于他結局如何的記錄，因為當時公使館已經停止工作，鎖上了大門。

    任何地方都沒有留下關于他的記錄，似乎也沒有人哀悼他的離世。

    “惡土”中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刀客喬·科瑙夫随風而逝，就像他自己噴出的一口鴉片煙一樣。

    前一分鐘他還在那兒，後一分鐘就消失了，且絕不會有任何人想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