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紅連成一片

倒下，發出鼾聲。

    媽媽和我連忙扶他起來上了床。

    随後媽媽帶着我回到樓下，跟我一起坐在起居室裡，告訴我必須停止送報。

     我沒有争辯。

    克羅維爾鎮擁有四萬居民。

    假如其中四分之三買報紙，大多數送報者最多有40名客戶，那就需要750名報童。

    我在爸爸的那隻袖珍計算器上得出這個數據。

    有點兒令人驚奇——竟有那麼多報童——如果你自己不是送報人的話會這樣想。

    不過你倘若像我這樣也在清晨5點半就走上大街，那麼你就會看見許多這樣的報童。

    報童幾乎走遍每一個角落，走上某戶人家的自用車道，将報紙放在門前。

    用不着去數格蘭尼特大瀑布鎮上的孩子，750的總數中肯定少了兩個失蹤的報童。

    這比例對我來說或許算不了什麼，不過我得出的數字，我媽媽也說過——這麼多報童給那家夥提供了太多選擇。

    我很喜歡玩電子遊戲和其他的一切，但我掙的錢并不值得我像那幾個孩子那樣消失在路上，塞滿報紙的粗布包扔在灌木叢後面。

    随便提一下，大雪停止後，人們發現第三個報童的粗布包就是上述的樣子。

    把爸爸安頓在床上後，媽媽從起居室窗戶往外望去，喉嚨裡發出一種古怪的聲音。

    我走到她跟前，看到街對面積雪覆蓋的房屋，在街燈的輝映下微微閃光。

    要在其他時候，它看上去會顯得十分甯靜，就像聖誕賀卡上的圖案；現在我卻覺得很難受，好像所有的銀白色底下都隐藏着某種醜惡。

     我站在爐子的煙道旁，聽見煤氣爐打開了。

    溫暖的氣流拂過我睡衣的褲腿，但我仍然瑟瑟發抖。

    我說我不幹了。

    但我爸爸說在我們體内有一種叫生物鐘的東西。

    它出自于習以為常的固定的作息規律，就像你知道現在是你最喜歡看的電視節目時間，知道你必須回家了因為媽媽已準備好晚飯。

    雖然不去送報紙了，但即使媽媽不叫醒我，我也會像往常一樣在清晨5點半醒來，并立刻告訴自己最好抓緊點。

    接着才想起來我不再去送報紙了。

    我頹然倒在床上，試圖重新入眠，但眼睛卻一直掃視着去年聖誕節媽媽和爸爸送給我的那隻數碼電子鐘，鐘上面的紅色數字不斷地變化，時間在流逝。

    5：40，5：45。

    最後我實在忍不住了，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負罪感，好像做錯了什麼事似的。

    我從床上爬起來，拉開窗簾，偷看着自己家專用車道上暗淡的積雪。

    我能看見街上汽車輪胎的轍印，那是《公報》的那個夥計停車留下的痕迹。

    他卸下的我那一大捆報紙，現在孤零零地躺在我們家用車道的雪地上，報紙外面包着個垃圾袋以保持幹燥，在四周一片銀白色中格外顯眼。

     我凝視着它。

    前天《公報》辦事處沒有開門，即使到了星期一，8點以前也不會開門的，因此那家報紙無法得知我停工的消息。

    我在想我的客戶們起床後，盼着吃早飯時能看到報紙，但走到門口，卻不見報紙的蹤影。

    接着又想到不久将接到所有客戶的查詢電話，共有40家，想得知報紙的下落。

     想得越多，我的感覺就越糟糕。

    爸爸時常告誡我的話在耳邊響起：“幹工作隻有一種方式，就是正确的方式。

    ”我穿上棉毛褲、牛仔褲、毛線衣和皮風雪大衣。

    我叫醒了爸爸，他的面容一刹那間變得蒼老，我猜想大概是前天外出在暴風雪中找人造成的。

    我告訴他我必須去送報紙。

    他朝我眨眨眼，然後噘起嘴唇點了點頭，似乎他雖不同意卻已理解我的意思。

     如你所料，媽媽對此極力反對，但爸爸已穿好衣服，陪我出了門。

    我吃不準自己是受凍呢還是因為害怕而抖個不停。

    此時天已不降雪了，盡管還在顫抖，我知道沒什麼問題。

    我們匆匆上了路。

    雖然比平時晚了半小時，但我們把報紙送完後，沒看到一位客戶的門前車道上有輪胎轍印——這說明他們都還沒去上班。

    有幾處我們遇見客戶在鏟積雪，嘴裡噴着熱氣。

    他們都很樂于見到我，好像是以為看不到報紙了，沒想到我和平常一樣能夠信賴。

    他們對我咧嘴而笑，許諾我下次來收費時給我一筆小費，我也對他們報以笑容。

     我突然感到很溫暖。

    甚至那位蘭先生——他一般來說很難相處，也跑出來拍拍我的後背，體育教練有時用這種方法表示贊許。

    我和爸爸以從未有過的最快速度送完報紙。

    我們到家時，媽媽已做好薄煎餅，端出拉達山脈出産的熱果子露。

    我從未感到這麼餓過。

    爸爸還在杯裡給我倒了點咖啡。

    我慢慢地喝着，感覺到熱氣撲鼻，那苦味還挺受用的。

    爸爸用他的茶杯碰了一下我的玻璃杯，我覺得我自己就在那天晚上長大了。

    我的心胸從來沒有這麼開闊過，甚至媽媽也不得不承認——我們做了正确的事。

     然而它并未改變後來發生的事。

    上午8點鐘，就在我動身上學前，媽媽打電話給那家報社，說我不送報了。

    我走到家門外，感到如從背上卸去重物般一身輕松，但這種感覺并沒有持續多久。

    在離學校一個街區遠的地方，我的胸口又開始抽緊了。

    我不停地想到我失去了什麼東西，就像賽季已結束，就像錯過了期待着要看的一場電影。

    真有意思，習慣勢力是強大的，哪怕你明知一項工作并無樂趣——那也是之所以稱之為工作的原因，但我喜歡做一個報童，掙點小錢。

    如今這一切都已經過去，我深切地感受到心裡的空虛。

     整個早晨我都無法集中精力聽老師講課。

    她問我是否病了，我告訴她說僅有些疲倦，對不起，沒事的。

    我盡最大努力做出感興趣的樣子……回家吃午飯的時候，媽媽說那家報紙已打來電話，問我是否能在晚飯前後和他們派來的人談談。

    她狠狠心拒絕了，但我想他們堅持了這一要求，因為會有人來。

    我好奇地很快吃完漢堡包，為受到重視而興奮。

     那是我記憶中最漫長的下午。

    放學後我無意與夥伴們閑逛，隻是呆在家裡玩電子遊戲，注視着電視機屏幕上的時間顯示。

    下午5點過後，爸爸下班回家。

    他剛打開一聽啤酒，門鈴響了。

    爸去開門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胳膊上的肌肉有痛感，來人正是報社的莎朗女士。

    還是我開始幹送報活兒的時候她就來過我們家，告訴我我的送報路線。

    另有許多次，她來這裡給我一些額外的訂報卡，替我估算客戶們應該付給我多少報費。

    有一次她帶給我價值50美元的電影入場券，我想你是知道的，那是因為我比鎮上其他報童更多地在社區裡争取到新客戶，他們從原來的格蘭尼特大瀑布的那份《記事報》——它是一份晚報，轉到訂閱《公報》。

     莎朗比我媽媽年輕。

    她梳着馬尾辮發型，兩頰呈玫瑰色，使我想起那位鎮上的大學實習教師——她正在協助我的老師教學。

    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