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新活力：今日青年文學的高地

作自然地跟本土的風情、心理、曆史、現實發生關系，而角度和力度令人驚奇。

    他們各自所創造的《青衣》、《玉米》，《遺忘》、《花腔》、《龍鳳呈祥》，《美麗奴羊》、《吹牛》、《西去的騎手》，《越野賽跑》、《愛人同志》、《小賣店》，《槍斃》、《鳥巢》、《愛你有多深》，《美哉少年》、《天鵝絨》、《明月寺》、《猛虎》等不僅标志着目前青年寫作的最高水準，也是當代中國文學發展曲線逶迤延伸到今天的波峰。

     畢飛宇，一個天資聰穎的人，加上勤勉認真地愛惜每一個字句，寫小說難免就成了小說精，成了精依然精益求精。

    這就是畢飛宇，一個不可多得的獨出機杼的作家。

    他讓我們知道人的細密的感應往往連筋帶肉地牽扯着他（她）的境遇，人的向往以及為向往而掙紮的過程往往就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他讓我們懷着悲憫，看一些原本美好的東西是如何由原初的美好、堅韌的追望走向殘忍的破碎的。

    《青衣》裡的三代青衣在日常生活裡的代際沖突變得越來越酷烈。

    為獲得A角席位而進行的争鬥，在不同的時代裡，顯得那樣虛妄。

    決定A角的，總是戲外的那個時代的A角。

    《玉米》從一個少女性格、心理和命運的小小隐秘之地，透視的卻是中國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生活的潛在秩序。

    聰明善感的村長之女以獨有的以靜制動，打擊與父親胡搞的女人；嫁給空軍飛行員的夢明亮的時候光彩四射，暗淡的當口陰森可怖；她看清了自己的掉價跟父親失去權力的關系，咬緊牙關身許隻會說“好”的“革委會”頭目。

    故事以此而告終。

    《玉米》，也可以看成關于一個純粹的村姑的成長小說。

    《玉米》、《玉秀》、《玉秧》，所有的叙述都是屬于人物的，沒有一句故作廣袤之語，但她們的每一個小小的表情都可能充滿了弦外之音。

    玉米、玉秀和玉秧，雖然分别成長在各自特殊的曆史情境中，但她們也揭出了今天我們生活的底細，那是鄉土中國的活生生的牽心扯肺的寫照。

     李洱，從早期的《導師死了》、《現場》、《喑啞的聲音》、《午後的詩學》到後來的《遺忘》和《花腔》，雖然一直沒有離開他寫知識分子的擅長，但是他是青年作家中自我跨越度最大的寫作完成度最高的一個。

    他用中短篇表達了對現狀的戲谑式的批判之後，接下來的兩個長篇把觸角深深地紮向被遮蔽雪藏的曆史，一部比一部更具内在的颠覆力量。

    《遺忘》裡的故事是荒誕的，荒誕中有着令人驚怵的真實性——表層的傾向是針砭的，指向高等教育某種荒唐頹敗的事實；深在的用意在于，我們引以為驕傲的傳統文化寶庫之中，存在着為某種陰謀尋找堂而皇之的借口和憑據的無限用場，最悖謬的臆想也能從中找到真理性的印證。

    《花腔》則把觸角伸向了現代史。

    一個革命時代的風雲人物的消失的解謎過程，在幾個當事者叙事人的講述裡，真假莫辨。

    不管是一個多麼大的人物，是讓他成為烈士還是成為奸細，是死了（包括讓他如何死）還是幽閉起來了，都不是個人（主人公的名字與此諧音，名叫葛任）能自主的，隻有最強有力的“花腔”才能決定。

    不明就理的人們在華麗的花腔引領之下，難以察覺的正是個人生命的呼吸。

    知識分子與革命的關系、文化傳統與知識者生态的關系、個人與曆史需要的關系，這些二十世紀中重要的文學母題，到李洱這裡，無論寫法還是意識，無論深度還是廣度，無論諧趣性還是莊重性，《花腔》都可看做毋庸置疑的颠峰之作。

     紅柯，在内地讀者眼裡，通過他我們知道，西部是傳奇的地域。

    八十年代“先鋒”作家楊争光的西部傳奇氤氲着陰森的殺氣和人性的乖戾，九十年代張承志的作品把西部的血淚、艱難和仇視以憤激的言語方式表達出來，而到了紅柯這裡，西部的美和幹淨、溫情和英雄性格，成為他個人西部生活感遇之下的真切傾說。

    《吹牛》裡兩個酒醉牧人的對話如回旋曲般滌蕩世俗人心，《美麗奴羊》、《阿力麻裡》、《金色阿爾泰》等，我們讀到的是深摯的愛意；長篇小說《西去的騎手》是民國年間發生在西部的壯美凝重、蕩氣回腸的英雄史詩，戰場的酷烈和人物性格的交手，使傳說中的故事帶上了“尕”氣。

    它使得日漸慵懶和老氣橫秋的文壇，重新獲得了血性的激活。

    紅柯筆下的夢幻是自然而然的，因為他所枕着的西部，絕不狹隘兇毒，他寬廣無邊，雄渾無涯，美愛無盡。

     艾偉，他讓我們領略到什麼是文學的藝術力量：文字的、思想的、想像的、結構的、時間的、命運的、人性的、欲求的、時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