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的蔣介石

内容，原是一種作為政治訴求或赢得政治利益的口号或形式。

    真正的革命思想必須要能突破既有舊思想的“情結”(emotionalevolvement)，蔣介石并沒有；如果我們說列甯、托洛茨基、甘地是革命家(參閱Wolfenstein，TheRevolutionaryPersonality：Lenin,Trotsky，Gandhi)，蔣介石根本不是。

     當蔣介石下級軍官出身的曆史學家黃仁宇提倡“大曆史”，呼籲從大處與宏觀來看待曆史事件與人物。

    其實治史原當如此，不過他從“大曆史”來看蔣介石，有意無意之間，以曆史之“大”來掩遮個人之“小”，以“非人身因素”(inpersonalfactors)來解脫個人因素，個人的曆史責任就可推給不可抗禦的曆史趨勢，于是蔣介石的“有所作為”或“無所作為”，都成了曆史之“必然”而無可厚非，若加以譴責便犯了“道德裁判”的謬誤!有趣的是，黃仁宇既認定蔣介石個人在“大曆史”中，身不由己，無可奈何，卻又說蔣氏建成“高層建築”，主持“人類曆史罕見”的“群衆運動”，以及在“統一的軍令之下”，動員三五百萬兵力抗戰，為“洪荒以來所未有”，為中國現代化鋪了路。

    (參閱黃仁宇《從大曆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這些論斷，且不說在思維上的矛盾，與史實也多有不合。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請共産國際的鮑羅廷當軍師，的确組織并發動了群衆運動，但是自從蔣介石清黨之後，已與群衆運動“劃清界線”，視為暴動，采取敵對的态度與鎮壓的政策。

    工會、農會一體解散，工運、農運頭目，疊遭殺害。

    被清除的共産黨倒是在“朱毛”的領導下，大搞特搞工運農運學運，與蔣抗衡。

    足見蔣自執掌大權之後，始終站在“群衆運動”的對立面，他雖然“革命”不離口，以革命做标榜，實際行動根本是反革命的，最後也就是被革命暴力所擊潰而失去大陸、退居海島的。

    一個自稱革命的人結果被人革了命，不知是“反諷”還是“吊詭”？至于說抗戰時期“統一的軍令”，隻是蔣介石的“夢想”而非“實際”，那“洪荒以來所未有”的“動員”，悲壯有之，凄慘更有之，幾乎毀掉了一個國家，于中國現代化絕對有礙，遑言“鋪路”？蔣介石建築的“高層機構”，無非是說他成立了一個南京中央政府，但此一機構并不比北洋政府更高層，而同樣缺乏中下層的基礎，何足深論? 黃仁宇從“大曆史”的角度，最後做這樣的結語：“蔣介石不是大獨裁者，他缺乏做獨裁者的工具。

    他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民主鬥士。

    縱使他有此宏願，他也無此機會。

    ”(見前引書，頁四二七)事實上，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