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的蔣介石

介石并不缺乏獨裁的工具，除了直接控制軍隊外，還有中統、軍統等特務機關，所謂“藍衣社”根本是效法墨索裡尼的“黑衣社”(theblackshirts)與希特勒的“褐衣社”(thebrownshirts)，隻是比不過希特勒的“集權”，又因中國幅員遼闊，“魔掌”尚不能涵蓋全域耳。

    正由于獨裁心态，他絕無可能有做“民主鬥士的宏願”；若有此宏願，則絕對有足夠的機會。

    且不論抗戰勝利後，在自由民主的潮流下，他仍堅持一黨專政，反對聯合政府，即使在美國的壓力下，完成政協決議而又故意破壞之。

    至少撤退到台灣後的四分之一世紀中，有足夠的時間與環境，逐步推行民主，然而他卻以一再違憲連任，嚴禁言論自由，使反對黨胎死腹中終其生。

    “無此機會”雲雲，完全不能符合事實，大曆史的角度竟把曆史銅鏡看成哈哈鏡了。

     蔣介石生長的時代，正值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之勃興，在空前激烈的内憂外患震蕩下，仁人志士們的救亡意識特别強烈。

    蔣介石身曆其境，具有顯著的民族主義與愛國情操，原是順理成章的事。

    然而我們細察他一生的言行，這位普遍被認為“深具民族主義”人物的愛國情操，并非如是簡單。

    他的反帝民族情緒很不一緻，例如對英帝表現出深惡痛絕，而對美帝卻委曲求全，未免勢利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國家民族利益與其個人利益孰輕孰重的問題。

    我們不難看出，他常把個人與黨國的利益，二而為一，他的危機就是黨國的危機、他的挫敗就是黨國的挫敗、背叛他就是背叛黨國，例不勝舉。

    兩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時候，例如他“絕對反對”台灣獨立、美國托管，既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為無論“台獨”或“托管”都将動搖他的權力基礎，以及蔣政權的合法性。

    周恩來于一九五九年說：“民族立場很重要，我們對蔣介石還留有餘地，就因為他在民族問題上對美帝國主義還鬧别扭，他也反對托管、反對搞兩個中國。

    ”(見《周恩來統一戰線文獻》，頁三九七)其實并不盡然，哪裡僅僅是“民族立場”呢!蔣介石本身利益與黨國利益沖突的時候未嘗沒有；至此時也，孰輕孰重，便見分曉：在抗戰之前，他為了清除異己以穩固一己的權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蠶食鲸吞；抗戰期間，若非日本軍閥過于狂妄，不願意撤軍，他已準備承認滿洲國，接受長城以南的國土了；抗戰勝利後，為了拆中共的後台，不惜犧牲東北權益、出賣外蒙，以與蘇俄簽訂友好同盟條約；他與史迪威鬧翻，似乎是因為不願把軍隊指揮權交給外國人，然而當國共内戰失利，竟主動要求美國全權主持以救其危亡，惟遭杜魯門拒絕耳。

    類此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