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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上的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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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并不缺乏獨裁的工具,除了直接控制軍隊外,還有中統、軍統等特務機關,所謂“藍衣社”根本是效法墨索裡尼的“黑衣社”(theblackshirts)與希特勒的“褐衣社”(thebrownshirts),隻是比不過希特勒的“集權”,又因中國幅員遼闊,“魔掌”尚不能涵蓋全域耳。

    正由于獨裁心态,他絕無可能有做“民主鬥士的宏願”;若有此宏願,則絕對有足夠的機會。

    且不論抗戰勝利後,在自由民主的潮流下,他仍堅持一黨專政,反對聯合政府,即使在美國的壓力下,完成政協決議而又故意破壞之。

    至少撤退到台灣後的四分之一世紀中,有足夠的時間與環境,逐步推行民主,然而他卻以一再違憲連任,嚴禁言論自由,使反對黨胎死腹中終其生。

    “無此機會”雲雲,完全不能符合事實,大曆史的角度竟把曆史銅鏡看成哈哈鏡了。

     蔣介石生長的時代,正值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之勃興,在空前激烈的内憂外患震蕩下,仁人志士們的救亡意識特别強烈。

    蔣介石身曆其境,具有顯著的民族主義與愛國情操,原是順理成章的事。

    然而我們細察他一生的言行,這位普遍被認為“深具民族主義”人物的愛國情操,并非如是簡單。

    他的反帝民族情緒很不一緻,例如對英帝表現出深惡痛絕,而對美帝卻委曲求全,未免勢利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國家民族利益與其個人利益孰輕孰重的問題。

    我們不難看出,他常把個人與黨國的利益,二而為一,他的危機就是黨國的危機、他的挫敗就是黨國的挫敗、背叛他就是背叛黨國,例不勝舉。

    兩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時候,例如他“絕對反對”台灣獨立、美國托管,既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為無論“台獨”或“托管”都将動搖他的權力基礎,以及蔣政權的合法性。

    周恩來于一九五九年說:“民族立場很重要,我們對蔣介石還留有餘地,就因為他在民族問題上對美帝國主義還鬧别扭,他也反對托管、反對搞兩個中國。

    ”(見《周恩來統一戰線文獻》,頁三九七)其實并不盡然,哪裡僅僅是“民族立場”呢!蔣介石本身利益與黨國利益沖突的時候未嘗沒有;至此時也,孰輕孰重,便見分曉:在抗戰之前,他為了清除異己以穩固一己的權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蠶食鲸吞;抗戰期間,若非日本軍閥過于狂妄,不願意撤軍,他已準備承認滿洲國,接受長城以南的國土了;抗戰勝利後,為了拆中共的後台,不惜犧牲東北權益、出賣外蒙,以與蘇俄簽訂友好同盟條約;他與史迪威鬧翻,似乎是因為不願把軍隊指揮權交給外國人,然而當國共内戰失利,竟主動要求美國全權主持以救其危亡,惟遭杜魯門拒絕耳。

    類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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