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原定黃埔校長不是他

手槍十支，這小手槍，小得好玩，可以裝在洋服上邊小口袋裡。

    當時就少了一支，并沒有追出。

    是管理方面的疏忽，是與學生無幹的。

    八千支完全有刺刀俄國式的步槍，每槍有五百發子彈，是一個很大的數量，無不歡天喜地。

    說道：“今後我們不愁了，革命有本錢了。

    ”……我們不能不感謝我們革命的朋友蘇聯。

    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這樣的幫助，然而這時的帝國主義者，卻不能使他知道，不然要來個攔路搶劫。

     這段回憶，正是“天不助、蘇聯助”的大特寫。

     蔣介石之被任命為黃埔校長，則絕不是非斯人不可的。

    劉峙所寫的《我的回憶》指出： 起初孫中山先生想要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兼軍官學校校長，負責籌備，但許崇智力不從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參謀陳翰譽，陳是我們保定的同期同學，目空一切，驕縱自私，處事多失公平，緻為各方不滿。

    蔣公介石原為粵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被調到大本營代理李烈鈞的參謀長職務，後奉派到蘇聯考察軍事，回國後奉孫中山先生之命，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

    (頁二十) 可見黃埔軍校的首任校長人選，孫中山原定是許崇智，而蔣介石得到此位，又與被派往蘇聯考察有關。

    派團赴蘇考察，并就蘇聯援助中國革命問題進行磋商，是由第三國際代表馬林首先于一九一九年提出的，孫中山接受了這個建議，并答應派遣最好的代表團前往。

    最好的人選，無過于廖仲恺。

    廖不僅是孫中山身邊的紅人，而且是對聯俄容共政策最表擁護的國民黨人，然而正因為太紅、太忙，不克領團前往。

    其次該是朱執信，是孫中山身邊最精湛的革命理論家，同時也是最腳踏實地的行動家，無論在學識上或經曆上，都遠超過蔣介石，蔣本人也自承不諱的。

    但是朱卻于一九二O年的九月二十一日，為調解虎門民軍與降軍糾紛而遇難。

    于是，蔣介石又成了孫中山選擇中的廖化。

    即使如此，蔣還施加了以退為進以及毛遂自薦的壓力。

     一九二三年的三月一日，孫中山自滬抵粵後在廣州成立大元帥府，此為孫氏在粵開府的梅開三度，任命蔣介石為大元帥府行營參謀長，即侍衛長，命其速來就任，但蔣照例姗姗來遲，于四月二十日才抵達廣州，因為不稱心，又于七月十二日“憤而辭職”，前往香港。

    然而當聽到孫将派代表團赴蘇，乃于七月十三日自港寫信給大元帥秘書長楊庶堪，希望向孫提出自己的要求： 為今之計，舍允我赴歐外，則弟以為無一事是我中正所能辦者……如不允我赴俄，則弟隻有消極獨善，以求自全。

    （蔣介石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三日緻楊庶堪書，見《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六卷，頁九十二) 不論是為了安撫蔣之情緒(此種情緒又多少含有瑞元無賴的性格)，還是一時無人可派，孫中山最後決定派蔣介石、王登雲、沈定一以及共産黨人張太雷，組成“孫逸仙代表團”，前往報聘，并于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由上海啟程赴俄，九月二日抵達莫斯科。

     蔣介石一行在俄參觀了軍事學校和武器裝備，還去拜會了紅軍之父托洛茨基(LeonTrotsky)、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齊采林(Chicherin)，以及共産國際遠東局書記胡定斯基(G.N．Voitinsky)等人。

    最主要的任務則是于九月九日會晤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施克亮斯基(E．M．Sklyansky)和參謀長甘門涅夫(L.B.Kamenev)。

    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主任吳文津從俄文資料中得知，蔣曾代表孫中山向蘇方尋求推翻北洋政府的一個新戰略協議。

    即突破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地理上的孤立，把根據地轉移到西北，以便蘇方的軍事支援。

    (詳閱吳文載《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讨論集》第二冊，頁三十八至五十三)其實孫緻加拉罕(LeoKarakhan)英文函已經披露，有謂：“蔣将軍将提交貴政府以及軍事專家，一份在北京以及更遠地區的軍事行動計劃書。

    ”(引自Whiting,SovietPolicies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