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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原定黃埔校長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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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a,P.243)這種不切實際的要求當然不會得到蘇俄的支持。

     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循原路線回國。

    蔣介石于十二月十五日抵達上海,給孫中山寄了一份《遊俄報告書》,卻又遲不回粵。

    孫中山于十二月三十日電蔣有謂,“兄此行責任至重,望速來粵報告一切,并詳籌中俄合作辦法!”廖仲恺、汪精衛、胡漢民等也連發六電,催蔣南歸,然而蔣仍在老家溪口住了兩個多禮拜,直到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才回到廣州報命,并被委派為軍官學校籌備委員長。

     然而奇怪的是,不到一個月,蔣介石又不告而别,留書請辭。

    當我們見到蔣出走後寫給孫中山與廖仲恺的信,就不再奇怪,原來還是因為不如意、以退為進,而這一次更加情見乎辭,甚至語帶責備與要挾。

    他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緻孫長函中,一再提到陳炯明叛變時與孫“同生死、共患難”、“無難不從、無患不共”,借此抱怨孫對他的耿耿忠心,回報不夠。

    他又借當年與陳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孫對他信之不專、愛之不切!竟謂:“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中正實不敢臆斷!”再往下看,更知所謂“信不專、愛不切”,因孫中山仍然把他視為侍衛長看待,沒讓他“兼任他務”,也就是沒讓他管軍事之外的黨政大事(蔣緻孫函見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六冊,頁八至二十),政治野心已呼之欲出。

    我們再看一九二四年一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一大,沒有他扮演的角色。

    那次會議,孫中山繼續出任黨的總理,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人,胡漢民、汪精衛、張人傑、廖仲恺、李烈鈞、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鄒魯、譚延闿、覃振、譚平山、石青陽、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圖、王法勤、于右任、楊希闵、葉楚伧、于樹德,沒有蔣介石。

    候補中央委員十七人中,有林伯渠、沈定一、毛澤東、張國焘、瞿秋白等,也沒有蔣介石的名字。

    蔣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浙江代表六人是沈定一、戴傳賢、杭辛齊、戴仁、胡公冕、宣中華,前三人由孫中山指定,後三人則由該省黨員選舉而産生。

    蔣隻是軍事委員會的一個委員。

    在一百六十五位抵粵代表之中,其落寞寡歡可以想見。

    對孫中山心存不滿,也就事出有因了。

     蔣介石于三月十四日緻函廖仲恺,更加露骨。

    他顯然不滿意廖任軍校的黨代表,責備廖幹預、侵奪他的權力,更進而批評廖“專意順從”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若謂: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

    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于不顧。

    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隻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

    至其對孫先生個人緻崇仰之意者,非俄國共産黨,而乃國際共産黨員也。

    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于孫先生唯有诋毀與懷疑而已。

    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産黨為其正統,絕不信吾黨可以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毛思誠前引書第六冊,頁二十八) 蔣晚年寫《蘇俄在中國》,還提到這封緻廖函,說是把“我的意見,坦率說明,并将這一函件,同時抄送各常務委員,以補充我遊俄報告的意見”。

    據此可知,《遊俄報告》可能是比較正面的意見,所以他要補充比較負面的意見,亦即是不贊同聯俄容共的意見,于冷戰期間寫《蘇俄在中國》,更加要表明其反共抗俄之“先知先覺”。

    但是這種先知,與先知陳炯明會“叛變”差不多,都是因為不願意為别人做嫁衣裳。

    他此時似已看出,在俄國扶助下的中共,将是對他将來權力的嚴重威脅。

    聯俄容共,在他看來,不啻為中共做嫁衣裳! 據我們的分析,不能把蔣介石的“意識形态”看得太認真,因為他本人沒有一貫的主義信仰。

    他既是孫文與耶稣的信徒,同時也可以舉證說他不是。

    他的反共抗俄言論,充塞黨史委員會出版的《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但把這四十卷蔣介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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