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原定黃埔校長不是他

hina，P.243)這種不切實際的要求當然不會得到蘇俄的支持。

     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循原路線回國。

    蔣介石于十二月十五日抵達上海，給孫中山寄了一份《遊俄報告書》，卻又遲不回粵。

    孫中山于十二月三十日電蔣有謂，“兄此行責任至重，望速來粵報告一切，并詳籌中俄合作辦法!”廖仲恺、汪精衛、胡漢民等也連發六電，催蔣南歸，然而蔣仍在老家溪口住了兩個多禮拜，直到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才回到廣州報命，并被委派為軍官學校籌備委員長。

     然而奇怪的是，不到一個月，蔣介石又不告而别，留書請辭。

    當我們見到蔣出走後寫給孫中山與廖仲恺的信，就不再奇怪，原來還是因為不如意、以退為進，而這一次更加情見乎辭，甚至語帶責備與要挾。

    他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緻孫長函中，一再提到陳炯明叛變時與孫“同生死、共患難”、“無難不從、無患不共”，借此抱怨孫對他的耿耿忠心，回報不夠。

    他又借當年與陳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孫對他信之不專、愛之不切!竟謂：“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中正實不敢臆斷!”再往下看，更知所謂“信不專、愛不切”，因孫中山仍然把他視為侍衛長看待，沒讓他“兼任他務”，也就是沒讓他管軍事之外的黨政大事(蔣緻孫函見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六冊，頁八至二十)，政治野心已呼之欲出。

    我們再看一九二四年一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一大，沒有他扮演的角色。

    那次會議，孫中山繼續出任黨的總理，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人，胡漢民、汪精衛、張人傑、廖仲恺、李烈鈞、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鄒魯、譚延闿、覃振、譚平山、石青陽、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圖、王法勤、于右任、楊希闵、葉楚伧、于樹德，沒有蔣介石。

    候補中央委員十七人中，有林伯渠、沈定一、毛澤東、張國焘、瞿秋白等，也沒有蔣介石的名字。

    蔣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浙江代表六人是沈定一、戴傳賢、杭辛齊、戴仁、胡公冕、宣中華，前三人由孫中山指定，後三人則由該省黨員選舉而産生。

    蔣隻是軍事委員會的一個委員。

    在一百六十五位抵粵代表之中，其落寞寡歡可以想見。

    對孫中山心存不滿，也就事出有因了。

     蔣介石于三月十四日緻函廖仲恺，更加露骨。

    他顯然不滿意廖任軍校的黨代表，責備廖幹預、侵奪他的權力，更進而批評廖“專意順從”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若謂：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

    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于不顧。

    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隻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

    至其對孫先生個人緻崇仰之意者，非俄國共産黨，而乃國際共産黨員也。

    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于孫先生唯有诋毀與懷疑而已。

    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産黨為其正統，絕不信吾黨可以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毛思誠前引書第六冊，頁二十八) 蔣晚年寫《蘇俄在中國》，還提到這封緻廖函，說是把“我的意見，坦率說明，并将這一函件，同時抄送各常務委員，以補充我遊俄報告的意見”。

    據此可知，《遊俄報告》可能是比較正面的意見，所以他要補充比較負面的意見，亦即是不贊同聯俄容共的意見，于冷戰期間寫《蘇俄在中國》，更加要表明其反共抗俄之“先知先覺”。

    但是這種先知，與先知陳炯明會“叛變”差不多，都是因為不願意為别人做嫁衣裳。

    他此時似已看出，在俄國扶助下的中共，将是對他将來權力的嚴重威脅。

    聯俄容共，在他看來，不啻為中共做嫁衣裳! 據我們的分析，不能把蔣介石的“意識形态”看得太認真，因為他本人沒有一貫的主義信仰。

    他既是孫文與耶稣的信徒，同時也可以舉證說他不是。

    他的反共抗俄言論，充塞黨史委員會出版的《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但把這四十卷蔣介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