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中山艦浪裡乾坤

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全大會上，出了鋒頭，權力大增，但他并不躊躇滿志，因為他是不做第二人想的。

    由于不做第二人想，一時的成功，更激發他更上層樓的野心與雄心。

    環顧當時的權力結構，國民黨的右派，包括西山會議派在内，正處劣勢，而其中人物頗與蔣有私誼，不會對他構成任何威脅。

    而國民黨的左派，特别是汪精衛，正紅得發紫，既有外援又有非蔣可及的黨政資曆，若要更上層樓，非向汪奪權不可。

    至于中共，既有組織與人才，又有俄共撐腰，斷非蔣能控制。

    即使在軍事上，他隻是國民革命軍的總監，上面還有軍事部長譚延闿以及控制俄援物資的季山嘉，絕無法獨斷獨行。

    他不滿這種“現狀”的心态早已顯露，俄國人事後回憶，對蔣介石當時“追求獨裁，反複無常，十分多疑”印象特别深刻。

    (參閱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頁三六六至三六七)是以為了突破“受制于人的現狀”，蔣雖表面上與汪打得火熱，親愛無比，在言論上十分“左”傾，事實上早已把汪精衛、季山嘉以及共産黨作為假想敵，形成被迫害的幻想而伺機發動。

    令人驚奇的僅是，發動得那麼快。

    一九二六年的三月二十日就發生了震動一時的“中山艦事變”，或稱“廣州事變”。

    事變的結果是汪精衛黯然離國，共産黨的權力大大地被削弱! 此一簡單的奪權事件，竟變成錯綜複雜的曆史之謎，除了蔣介石本人故布疑陣外，斯大林的一廂情願，以及汪精衛的有苦難言，導緻衆說紛纭，莫衷一是，害得曆史學者們拼命猜謎。

    其實，就已出之史料，以公心分析，已足以解此案之玄。

     我們不妨先看看當事人蔣介石于事後上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呈文，看他是如何交代的： 為呈報事。

    本(三)月十八日酉正，忽有海軍局所轄中山艦駛抵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向教育長鄧演達聲稱：系奉校長命令，調遣該艦，特來守候等語。

    其時本校長因公在省，得此報告，深以為異。

    因事前并無調該艦之命令，中間亦無傳達之誤，而該艦露械升火，亘一晝夜，停泊校前。

    及十九日晚，又深夜開回省城，無故升火達旦。

    中正防其有變亂之舉，為黨國計，不得不施行迅速之處置，一面令派海軍學校副校長歐陽格暫行權理艦隊事宜，并将該代理局長李之龍扣留嚴訊；一面派出軍隊于廣州附近，緊急戒嚴，以防不測。

    幸賴政府聲威，尚稱安堵。

    唯此事起于倉促，其處置非常，事前未及報告，專擅之罪誠不敢辭，但深夜之際，稍縱即逝，臨機處決實非得已，應自請從嚴處分，以示懲戒而肅紀律。

    謹将此次事變經過及自請處分之緣由，呈請查核。

    謹呈軍事委員會。

    蔣中正。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見《蔣介石年譜初稿》，頁五五○；另參閱廣東省檔案館編《中山艦事件》) 此呈文寫于事變後三日，去事未遠，可視為第一當事人的最基本史料。

    我們可以據此展開來看。

     呈文指控，李之龍矯命調動中山艦，升火達旦，有變亂之嫌，遂采斷然措施。

    但是李之龍否認矯命(見《李之龍關于中山艦案報告書二則》，《黃埔軍校史料》，頁三五五至三六O)，而且已有檔案資料證實。

    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的辦公室主任孔慶睿，于三月十八日午後六時半因外洋輪船被劫，遂電請省辦事處派艦保護。

    省辦由交通股股員王學臣接的電話，并報告軍校交通股長兼省辦主任歐陽鐘。

    歐陽主任即親赴海軍局交涉，因李之龍代局長外出，由作戰科鄒毅面允派艦前往黃埔，聽候差遣，再由海軍局值日官“傳令帶同該員面見李代局長，面商一切”。

    李之龍知悉後，即決定派中山、寶璧兩艦前往。

    當時十時左右，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秘書季方接到歐陽鐘電話，謂十二時将有一艦來，作為保護商船之用。

    翌日早晨軍艦出口，海軍局鄒毅科長要歐陽鐘補辦調艦公函，歐陽鐘立即照辦，此公函尚存，内稱： 頃接黎股員電話雲：奉教育長谕，轉奉校長命，着即通知海軍局迅速派兵艦兩艘開赴黃埔，聽候差遣等因，奉此，相應通知貴局迅速派兵艦兩艘為要。

    （《辦事處交通股長歐陽鐘緻函海軍局函》原件，引自楊天石《尋求曆史的謎底》，頁四三八) 李之龍的妻子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提出的報告，今藏南京二檔館，亦謂來人親口向她說，奉蔣校長命令，有急事須派艦赴黃埔，聽候調遣。

     由上引檔案資料可知，李之龍絕未矯命，調艦度清楚，而且調艦有因，為了保護商船。

    所謂擅自調艦意圖變亂，便是空穴來風。

    而且當中山艦于十九日上午九時駛抵黃埔後，章臣桐代艦長即赴軍校報到，出示李之龍代局長命令，并請示任務，由校長辦公廳秘書季方的副官黃珍吾代為接見。

    據黃副官說，他向軍校教育長鄧演達報告，鄧不知調艦事，但請轉知艦長候命。

     此時蘇聯使團正在廣州考察，要求參觀中山艦，李之龍乃以電話請示蔣介石調回中山艦。

    是以調回中山艦亦事出有因，中山艦既有“候命”的指示，調回自當請準而後行，然而蔣介石卻覺得可疑。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研究這一段曲折過程，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