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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山艦浪裡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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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左派、右派,最具體的劃分,乃是國民黨于一九二四年改組時,贊成聯俄容共的是左派,反對者則為右派,在俄國人看來,蔣介石一直是左派,大為吃驚即在于此。

    但初步與蔣接觸之後,認為蔣之“斷然措施”,并非真正的反共反蘇,而是人事上的不快,以及其虛榮心與權力狂在作祟,而蔣于事後,也有此種表示,諸如釋放李之龍,逮捕歐陽格、吳鐵城等,乃松了一口氣。

    為了繼續國共合作與維持反帝統一戰線的大方針,決定盡量滿足蔣介石的要求,撤換季山嘉等等。

    斯即陳公博所指出的,蘇俄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即蔣介石所稱的“史顧問”,于事變後,仍謂無論蔣之為人如何,必須用之以完成國民革命。

    但是此一對蔣妥協政策,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在廣州的蘇俄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或布勃諾夫的決定,而是斯大林的既定方針,他堅持中共尚無力單獨完成革命,必須要聯合國民黨先完成資産階級的國民革命。

    (參閱Brabdt,Stalin’sFailureinChina)托洛茨基不同意此一主張,反而更促使斯大林的堅持,蔣介石竟成為斯大林錯誤政策的受惠人。

     由于決定對蔣妥協,蘇俄與第三國際方面當然反對“反蔣同盟”,以為會造成國共破裂的“災難性後果”。

    于是讓“蔣介石對右派和左派輪番進行打擊,從而把愈來愈大的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頁三九三)中共方面雖已有人确定蔣介石根本是反革命右派,主張決裂與反蔣,但是蔣于事後目的已達,展開雷厲風行的反右行動,再加上在第三國際大力影響下,亦隻好繼續與蔣合作。

    在此情況下,汪精衛變成光棍主席,若不負氣出走,豈不要成了蔣介石的傀儡主席?而蔣于緻張靜江函中還要作态說風涼話: 靜江先生大鑒:刻閱精衛先生緻兄一書,其意不願複出,殊堪駭惶,事既至此,弟亦隻可休養以償共同進退之約,請兄設法力促其出來任事,以安人心,否則弟必請兄出來,即以民國日報通訊。

    弟中正頓首。

    (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原件影印) 還要“共進退”哩!這封信主要還是請他的老搭檔出山。

    汪精衛當然不會讓蔣介石任意擺布,在那種情況下,出走倒是上策。

    汪妻陳璧君更馳函罵蔣,蔣于四月九日複汪書,極盡矯情、狡猾與無賴之能事,不僅将責任推給别人,而且還要口口聲聲與汪拉兄弟之情,甚至說:“革命事業欲期其成,弟固不能離兄,而兄亦不可離弟,”還說,“弟自信與兄無論相隔至如何之久遠,精神絕無貳注。

    ”更假惺惺地說:“如有益于黨國、有利于貴恙,即刎頸謝罪在所不計。

    ”(長函原文見《自反錄》第三卷,頁四十四至四十九)汪氏夫婦于四月初已離省赴港,于五月十一日乘輪前往法國馬賽,形同流放。

    在香港時,曾作了一首雜詩,很可見其怨憤的心情: 處事期以勇,持身期以廉。

     責己既已周,責人斯無嫌。

     水清無大魚,此言誠詹詹。

     污渚蚊蚋聚,暗陬蛇蠍潛。

     哀哉市寬大,徒以便群佥。

     燭之以至明,律之以至嚴。

     為善有必達,為惡有必殲。

     由來狂與狷,二德常相兼。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稿》,頁五十九) 汪精衛無疑是中山艦事變的最大犧牲者,被蔣介石的野心所犧牲、為俄共的政策所犧牲,還要被蔣介石反咬一口,認為出走是心虛,而有口難辯。

    然而青史有眼,汪畢竟于此事問心無愧,責己已周,責人無嫌。

    他終于深刻體會到政治的肮髒,污渚中“蚊蚋”雜聚,還有潛伏在他身邊的“蛇蠍”,不幸遭其毒口。

    他抱怨俄共為了便于國共合作,向蔣介石市恩,亦呼之欲出,并為之悲哀。

    但是他深信是非終必明朗,且以善者必達、惡有必殲自慰。

    在台北曾任國民黨“關務署長”的周德偉認為“國民黨黨史中所記之中山艦案内容均非實錄,不過借以排汪而已”。

    (《餘之一生與國民黨點滴》手寫稿本,頁一一二)汪精衛此次挫敗于蔣介石之手以後,永難脫離蔣氏陰影,蔣之飛黃騰達,汪之身敗名裂,恐未必善者必達,惡有必殲!抗戰以後,汪精衛降日,蔣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記竟将“今日通敵圖降”與昔日“投共賣友”挂上鈎,重申汪“思誘我上中山艦運往海參崴”之謊言。

    (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四卷,頁一三二五至一三二六) 總之,汪精衛一走,蔣介石便成為國民黨的老大,在俄共“妥協懷柔”以及中共的“忍辱負重”下,接受蔣事先拟好的“黨務整理案”,共黨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均退出部長職位,使蔣更大權獨攬,俨然是廣州革命根據地的頭号人物。

    不過,蔣介石知道要北伐,完成國民革命,必須要靠蘇俄的軍援、經援以及中共的協助,故于四月中被選為軍委主席後,即向國民黨右派開刀,于十七日要求取消孫文主義學會,二十三日免去吳鐵城公安局長職務,以及于五月九日再送走喜洋洋回國的胡漢民。

    這些舉措,果然赢得蘇俄的好感,以為蔣畢竟不是右派,隻是個人英雄主義,仍可利用。

    鮑羅廷回到廣州後,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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