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中山艦浪裡乾坤

謂左派、右派，最具體的劃分，乃是國民黨于一九二四年改組時，贊成聯俄容共的是左派，反對者則為右派，在俄國人看來，蔣介石一直是左派，大為吃驚即在于此。

    但初步與蔣接觸之後，認為蔣之“斷然措施”，并非真正的反共反蘇，而是人事上的不快，以及其虛榮心與權力狂在作祟，而蔣于事後，也有此種表示，諸如釋放李之龍，逮捕歐陽格、吳鐵城等，乃松了一口氣。

    為了繼續國共合作與維持反帝統一戰線的大方針，決定盡量滿足蔣介石的要求，撤換季山嘉等等。

    斯即陳公博所指出的，蘇俄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即蔣介石所稱的“史顧問”，于事變後，仍謂無論蔣之為人如何，必須用之以完成國民革命。

    但是此一對蔣妥協政策，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在廣州的蘇俄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或布勃諾夫的決定，而是斯大林的既定方針，他堅持中共尚無力單獨完成革命，必須要聯合國民黨先完成資産階級的國民革命。

    (參閱Brabdt，Stalin’sFailureinChina)托洛茨基不同意此一主張，反而更促使斯大林的堅持，蔣介石竟成為斯大林錯誤政策的受惠人。

     由于決定對蔣妥協，蘇俄與第三國際方面當然反對“反蔣同盟”，以為會造成國共破裂的“災難性後果”。

    于是讓“蔣介石對右派和左派輪番進行打擊，從而把愈來愈大的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頁三九三)中共方面雖已有人确定蔣介石根本是反革命右派，主張決裂與反蔣，但是蔣于事後目的已達，展開雷厲風行的反右行動，再加上在第三國際大力影響下，亦隻好繼續與蔣合作。

    在此情況下，汪精衛變成光棍主席，若不負氣出走，豈不要成了蔣介石的傀儡主席？而蔣于緻張靜江函中還要作态說風涼話： 靜江先生大鑒：刻閱精衛先生緻兄一書，其意不願複出，殊堪駭惶，事既至此，弟亦隻可休養以償共同進退之約，請兄設法力促其出來任事，以安人心，否則弟必請兄出來，即以民國日報通訊。

    弟中正頓首。

    (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原件影印) 還要“共進退”哩!這封信主要還是請他的老搭檔出山。

    汪精衛當然不會讓蔣介石任意擺布，在那種情況下，出走倒是上策。

    汪妻陳璧君更馳函罵蔣，蔣于四月九日複汪書，極盡矯情、狡猾與無賴之能事，不僅将責任推給别人，而且還要口口聲聲與汪拉兄弟之情，甚至說：“革命事業欲期其成，弟固不能離兄，而兄亦不可離弟，”還說，“弟自信與兄無論相隔至如何之久遠，精神絕無貳注。

    ”更假惺惺地說：“如有益于黨國、有利于貴恙，即刎頸謝罪在所不計。

    ”(長函原文見《自反錄》第三卷，頁四十四至四十九)汪氏夫婦于四月初已離省赴港，于五月十一日乘輪前往法國馬賽，形同流放。

    在香港時，曾作了一首雜詩，很可見其怨憤的心情： 處事期以勇，持身期以廉。

     責己既已周，責人斯無嫌。

     水清無大魚，此言誠詹詹。

     污渚蚊蚋聚，暗陬蛇蠍潛。

     哀哉市寬大，徒以便群佥。

     燭之以至明，律之以至嚴。

     為善有必達，為惡有必殲。

     由來狂與狷，二德常相兼。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稿》，頁五十九) 汪精衛無疑是中山艦事變的最大犧牲者，被蔣介石的野心所犧牲、為俄共的政策所犧牲，還要被蔣介石反咬一口，認為出走是心虛，而有口難辯。

    然而青史有眼，汪畢竟于此事問心無愧，責己已周，責人無嫌。

    他終于深刻體會到政治的肮髒，污渚中“蚊蚋”雜聚，還有潛伏在他身邊的“蛇蠍”，不幸遭其毒口。

    他抱怨俄共為了便于國共合作，向蔣介石市恩，亦呼之欲出，并為之悲哀。

    但是他深信是非終必明朗，且以善者必達、惡有必殲自慰。

    在台北曾任國民黨“關務署長”的周德偉認為“國民黨黨史中所記之中山艦案内容均非實錄，不過借以排汪而已”。

    (《餘之一生與國民黨點滴》手寫稿本，頁一一二)汪精衛此次挫敗于蔣介石之手以後，永難脫離蔣氏陰影，蔣之飛黃騰達，汪之身敗名裂，恐未必善者必達，惡有必殲!抗戰以後，汪精衛降日，蔣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記竟将“今日通敵圖降”與昔日“投共賣友”挂上鈎，重申汪“思誘我上中山艦運往海參崴”之謊言。

    (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四卷，頁一三二五至一三二六) 總之，汪精衛一走，蔣介石便成為國民黨的老大，在俄共“妥協懷柔”以及中共的“忍辱負重”下，接受蔣事先拟好的“黨務整理案”，共黨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均退出部長職位，使蔣更大權獨攬，俨然是廣州革命根據地的頭号人物。

    不過，蔣介石知道要北伐，完成國民革命，必須要靠蘇俄的軍援、經援以及中共的協助，故于四月中被選為軍委主席後，即向國民黨右派開刀，于十七日要求取消孫文主義學會，二十三日免去吳鐵城公安局長職務，以及于五月九日再送走喜洋洋回國的胡漢民。

    這些舉措，果然赢得蘇俄的好感，以為蔣畢竟不是右派，隻是個人英雄主義，仍可利用。

    鮑羅廷回到廣州後，雖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