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槍杆子出政權

抄·軍務》一九二六牟八月二十九日)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蔣介石當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主要由于利用中山艦事件搞政變成功，由于權謀運用得手，而非因其軍事長才。

    事實上他的軍事才能甚短。

    更不應忽略的是，遲至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對北伐仍感猶豫，後來第四、七、八軍已進兵湖南，北伐已成騎虎之勢，才隆重誓師，形同綁鴨子上架。

    北伐軍勢若破竹，于兩個月之内攻占武漢三鎮，可稱神速。

    雖說第四、七、八三軍将士用命，但如此神速，絕非簡單的軍事勝利。

    其實就軍事實力而言，北伐軍是遠遠不能與北洋軍隊相比的，此亦即是包括蔣介石以及俄國顧問在内的廣州國民政府，遲遲不能決定北伐的主因之一。

     我們不難看出，在北伐軍事行動的背後有兩股龐大的力量在推動。

    其一是自五四運動以來，經過五卅慘案，所激發的全國性反帝愛國情操，使民族主義彌漫神州，形成風潮，莫之能禦。

    誠如鮑羅廷所說：“我們并沒有制造五卅慘案，而是别人送上門來的。

    ”(見熊式一英文蔣傳，頁二二二)而此浩浩蕩蕩的風潮成為革命的助力，而北洋軍閥恰首當其沖。

    中國共産黨又借此風潮，組織工農，發動群衆運動，刻意宣傳。

    北伐軍無疑在“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聲浪中推進的。

    其二是來自蘇俄的援助，無論是人力與物力兩方面的援助，都是在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所不可或缺的。

    鮑羅廷根本是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改組的總設計師，蔣介石東征北伐都有俄國軍事顧問在身邊。

    至于俄援軍火槍炮到底有多少，尚無确實數據。

    但李宗仁記得，北伐前夕，蔣介石曾告訴他，“俄國接濟革命軍的械彈已運抵黃埔港，約有步槍萬餘支，重機槍百餘挺，無線電發報機數十座。

    ”(《李宗仁回憶錄》，頁二二O)今從俄國密件可知，北伐初期俄方還提供空軍，曾用之于江西戰場，并做了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的航空預算，美金二百六十萬元。

    (見WiburandHow，MissionariesofRevolution，P．781)從此蛛絲馬迹，可以略知俄援之非同小可。

    如果沒有許多俄制裝備，即使有民氣可用，北伐亦難有成效。

    民氣與俄援無疑是北伐旗開得勝兩個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蔣介石抵達京滬後，公開大肆反共清黨之餘，民氣(打倒帝國主義的群衆運動)與俄援(特别是俄國顧問)竟均在譴責排斥之列，不亦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