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抗命中央

動手，表面上仍表擁護武漢中央，呼籲團結，隻要求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延至三月七日召開，當然獲得中央的同意。

     然而當南昌方面譚延闿、李烈鈞、何香凝、丁惟汾、陳果夫于三月七日前到達武漢開會，蔣介石卻未來，借故與朱培德去閱兵，須至三月十二日才能來開會，并揚言他們如能等我，“就相信他們有誠意，假使提前舉行，其虛僞可知。

    ”(《陳果夫的一生》，頁一O七)他把準時舉行竟說成提前舉行，何況三月七日原是他要求的日子。

    他的蠻橫，原想測驗一下自己一身舉足輕重的分量，但到會人數既足，自無再延的必要，還有不少人讨厭蔣之獨裁作風，更不願為他延期，與會的吳玉章明言：“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來指揮，不可使蔣同志因此而生錯誤，若一展再展，誠屬非計。

    ”(《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冊)話雖如此，會中當然有幫蔣說話之人，造成緊張氣氛，遂以三月七日為預備會。

    二屆三中全會到三月十日正式開幕，十七日結束，仍不見蔣介石出席。

    全會肯定臨時聯席會議，決議恢複并提高黨權、堅持革命路線與政策、否定非法選舉、改選中央常務委員以及各部會委員。

    蔣介石仍被選為常務委員、軍委主席團委員、國民政府委員，但絕非他所期望的獨霸地位。

    新的國民政府雖于三月二十日在武昌宣誓成立，似乎是功德圓滿，但蔣介石已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後快。

     李宗仁已注意到，蔣介石在南昌建立總司令部之後，新客極多，最矚目的有黃郛、張群。

    (見《李宗仁回憶錄》，頁二八四)這些新客原與革命無關，之所以成為總司令座上的新客，并以張群為其駐滬代表，乃是私人關系。

    黃郛字膺白，浙江人，疊任北洋政府要職，且曾一度出任内閣總理，在革命黨講來，應是北洋官僚、軍閥走狗，但與蔣不僅是同鄉而且拜過把子，照樣引為親信，“設宴款待，歡然道故。

    ”(沈雲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上冊，頁二六七)張群則與蔣有同學關系，雖與北伐無涉，即被任命為南昌總司令部的總參議。

    上海商會主席虞洽卿以及幫派頭目黃金榮亦到南昌，表示支持。

    (見Wildur,TheNationalistRevolutioninChina，P．84—85)陳布雷亦于此時到南昌見蔣，成為蔣之文膽。

    其實于北伐之前，蔣已在廣州接待過商界要角王曉籁等人。

    凡此已見蔣正大肆建立私人的班子。

    同時還到上海、奉化召引親戚或同鄉，供侍衛、參謀、秘書等職，有如皇帝身邊的太監群。

    黃埔學生此時亦競相奔走校長之門，蔣也不客氣把他們當自己的鷹犬差遣，當然學生中的CP(共黨)分子，他是絕對當敵人看待的。

    (參閱蘇文欽《我在蔣介石身邊的點滴回憶》頁二三九至二四○)幫蔣介石監印的姜輔成，更指出北伐軍總司令部的編制非常龐大。

    (姜輔成《我為蔣介石監印的歲月》)蔣介石到南昌後，已決心組織自己的權力中心，誠如孫科所說，“自設總司令以來，黨國大政無不總攬于一人，黨與政府等于虛設”，指蔣在南昌所為，“開個人獨裁之漸，啟武人專橫之端。

    ”(見《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宣言及決議案》)蔣介石想要把黨政軍一手抓的圖謀，已昭然若揭。

    有趣的是，早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蔣于日記中自謂：“餘迩來行動，已近于軍閥，尚能負革命之責耶？懲之。

    ”(《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十三冊，頁四十二頁)他顯然沒有“懲之”，兵至南昌，别開新府，抗命中央，已經實同軍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