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抗命中央

，主要還是由于張作霖與日本起沖突，遷都已無奉張之慮。

    中央委員與國府委員遂分批北上。

    十二月二日，宋慶齡、徐謙、陳友仁、吳玉章、鮑羅廷等一行十餘人，途經南昌，蔣介石設宴款待，報告北伐情況，對革命前途充滿信心。

    并于六日晚開始做廬山會談，讨論政治、外交、财政、軍事各問題。

    蔣于取消主席制以及迎汪回國，均表附議，更積極主張遷鄂，且謂待軍事稍定，即赴武漢。

    (見蔣介石複武漢各界團體電，載《廣州民國日報》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但是當鮑羅廷等一行抵達武昌後，有鑒于廣州之黨部與政府既已停止辦公，遂于十二月十三日決定先組織臨時聯席會議，以徐謙為主席，暫時執行最高職權。

    蔣于事後始知，雖于十二月二十日複電贊成，但心中已大為不快。

    他原以為可以赴鄂出掌大權，孰知鮑羅廷與那批中央委員并未對自己如此重視，甚至連聯席會都插不上腳，乃蓄意有所行動。

     當中常委代主席張靜江與國府代主席譚延闿等一行北上，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途經南昌，被蔣介石留下，并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召開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會後通告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暫駐南昌，以利政治與軍事的配合。

    同時決議将于三月一日在南昌召開二屆三中全會，再定遷移問題，又拟成立政治會議武漢分會等。

    至此蔣介石已公然以南昌的中央政治會議向武漢的臨時聯席會議挑戰，以争奪“執行最高職權”。

    武漢方面此時正因占領英租界進行外交交涉，恐影響大局，乃由宋慶齡等緻電蔣介石，告以武漢情勢，囑蔣“苟非有軍事之急變，不宜變更(遷都)決議，坐失時機”(《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四輯，頁三七五)，并電請南昌同志莅鄂。

     蔣介石不得已于一月十二日偕加倫将軍、彭澤民、顧孟餘、何香凝等抵達武漢，受到盛大歡迎，催促遷鄂，然而蔣仍執意遷贛。

    鮑羅廷刻意諷勸，蔣竟視為侮辱，已存決裂之心，未遑多留，即于一月十八日返回南昌。

    二三天之後，即與張靜江、譚延闿聯名，以中央名義命令取消聯席會議，立即成立政治會議武漢分會，已成公開對抗之局。

    鄂方發動輿論壓力，但更主要的是宋子文控制軍費，誠如蔣之軍需處長徐桴于一月三十一日電文中所說：“我軍命脈，操在宋手，請總座迅電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圖良法，萬不可操之過急，緻生重大影響。

    ”所以當宋于二月四日親赴南昌斡旋，不到幾天南昌方面就決定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遷至武昌，至于中央全會則俟東南底定後再開。

    鄂贛雖未真正分裂，然不過是推遲了決裂的時日，終不免後來的甯漢分裂。

     宋子文“說服”蔣介石之後，于二月九日自贛電鄂，謂譚延闿等數日内可莅鄂，但遲遲未見駕臨。

    此時更要求撤銷鮑羅廷的顧問職務，鄂方終于領教了“瑞元無賴”的專制與跋扈，遂由徐謙等五人組成行動委員會，拟“從事黨權集中”，即想把槍杆子控制在黨權之下，形成一種恢複黨權運動。

    此一運動針對蔣不言可喻，如孫科所說：“蔣介石這樣把持着黨，終有一天要做皇帝了。

    ”(陳公博《苦笑錄》，頁七十三)但是恢複黨權運動雖轟轟烈烈，如二月二十四日武漢有一萬五千人集會，卻一直沒有公開指名抨擊蔣介石，一方面有所顧忌，另一方面則是盼望“浪子回頭”!雖如此，蔣介石在南昌已公然反唇相譏，聲言：“我隻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蔣之演講載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他已把革命作為權力的代名詞了。

    但是此時他的财政問題尚未解決，隻能動口，還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