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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喊着革命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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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開除黨籍,免去本兼各職,着全國将士及各革命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

    ”(《革命生活》第五十八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出版)但是蔣介石羽毛已豐,幹脆一不做二不休,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另立中央,制造一黨兩府,導緻甯漢分裂。

    二十一日汪精衛、譚延、孫科、宋子文等四十人聯名發表通電,譴責蔣介石由反抗中央進而自立中央之行為,并号召民衆與同志“去此總理之叛徒、中央之敗類、民衆之蟊賊”。

    (見《漢口民國日報》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通電雖嚴正,然口誅筆伐于實無補。

    武漢方面雖有軍隊,但北方軍閥未除,多數傾向北伐讨奉。

    徐謙甚至說:“反革命蔣介石,用不着出兵聲讨,就是用黨制裁,開除黨籍,免去軍職,在東南的革命力量,不久會把反叛的蔣介石,拿送中央懲辦的。

    ”(轉引自楊天石《尋求曆史的謎底》,頁五三五至五三六)未免過于天真,結果反被“叛徒”“制裁”了。

    不過,由于武漢中央急于先擊潰北方之敵,東征讨蔣一役得免。

    蔣介石闖了決裂的窮禍之後,卻幸免一場國民黨自家兵戎相殘的悲劇。

     武漢中央痛責蔣介石為反革命叛徒,是合乎事實的。

    “反革命”好像是一項空洞的政治罪行,但當時所謂“革命”,有其具體内容的。

    那個革命的淵源是一九二四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精神是聯俄容共,方策是發動工農等群衆運動,目标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統一中國。

    然而蔣介石到上海後立即清黨反共驅俄,明顯反“革命之精神”:鎮壓工人,明顯反“革命之方策”。

    據英國的紀錄,蔣在上海清除共黨與工人,其大膽遠遠超過北方的軍閥(引自Lsaacs,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P.181),所以一九二七年四月汪蔣上海密談,汪即以不可犧牲革命的精神、方策、紀律相勸,但蔣置若罔聞,一意孤行。

    後來的國民黨史官辄以共黨暴亂,蔣介石讨赤有功為說(如李雲漢之《從容共到清黨》),殊不知北洋軍閥如孫傳芳等自稱讨赤軍,而蔣正是北伐赤軍的總司令。

    赤軍總司令成為讨赤元勳,豈不是革命的最大諷刺?還不足以被稱為“反革命”嗎?至于勾結軍閥與帝國主義,更是反“革命之目标”而行。

    蔣介石在上海與資本家、買辦、地主等結合,固與革命不搭調。

    暗通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等幫會頭目,引為内助,則與革命更加風馬牛不相及了。

    蔣介石平生以革命自诩,實際上卻為喊着革命反革命提供了最佳的例證。

     上海幫會流氓分子原與共産黨也有關系,所以汪壽華才會上當。

    但蔣介石與他們的關系更加深厚,與黃金榮且有師徒之誼。

    蔣又用六十萬元收買流氓,到各地去打總工會。

    (參閱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上海區委各部委書記組織會議》)蔣甚至許諾張嘯林、杜月笙為江蘇水上警察廳正副廳長。

    (見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日報》)上海流氓勢力既然反共清黨有功,自然成為蔣介石的黨國新貴、地方政要,後來杜月笙成為南京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少将參議,也就不稀奇了。

    (參閱蘇智良《上海流氓勢力與四一二政變》,《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二期,頁二一二至二二五)李宗仁在回憶錄中也提到了上海流氓,由于國民黨的提攜而登上大雅之堂,頗不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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