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蔣介石與“一·二八”

中央政權；反戰派是中央大員們，他們妒嫉十九路軍的聲名過大，恐怕功高震主!所以聽任十九路軍孤軍奮鬥，諸事掣肘，不調援軍”。

    蔣介石本人做賊心虛，當然聽到這些人言藉藉，所以他在給第五軍的指示中，多次加意重描。

    如“希與十九路軍蔣蔡兩同志，共同一緻團結奮鬥，對于蔣總指揮命令，尤當切實服從，萬不可稍有隔膜”(二月十六日電)，如“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之所畏忌，且亦必為反動派之所誣蔑，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抗戰，更足以表現我國民革命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于榮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實曉谕第五軍各将士，務與我十九路軍團結奮鬥，任何犧牲，均所不惜”。

    (二月十八日電)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加意重描，反倒是極為可疑的。

    何況蔣介石的許多文字指示，都是表面的留給曆史好看的，骨子裡常常是另外一套，這另外一套，是“不立文字”的。

    這一特色，很可注意。

     事實上，蔣介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氣量，使他對十九路軍不可能“愛護特甚”(俞濟時語)的。

    照陳公博《苦笑錄》第十二章《一·二八之役與政府遷洛》的回憶，蔣介石對十九路軍曾有“許多埋怨”： 說句實在話，上海的一二八之役，兩方都不是很認真，布滿上海的謠言，說蔣先生實在不願戰，隻是十九路軍已啟釁，才不得已予以援助，而援助也是不力。

     蔣先生之不願戰，我也是原諒他的，當時根本上一些準備也沒有。

    我還記得一次我和汪蔣兩先生在浦鎮的車站山上的工程師住宅内談話時，蔣先生還說了許多埋怨十九路軍的話。

    我解釋着十九路軍不得不戰，而且上海的戰争，我認為是政治之戰，而非軍事之戰，末後我更說： “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釀成内戰。

    ” “内戰，我是不怕的。

    ”蔣先生很堅決地維持自己的意見。

     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别的話岔開，我記着汪先生告誡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語。

     正因為蔣介石并不真的要支援十九路軍，所以一旦陳公博他們北上遊說張學良出兵的時候，蔣介石就下了“毒藥”。

    陳公博回憶： 這場上海戰争打了一個月零三日，十九路軍為着日軍在浏河登岸，感受側面的威脅，由閘北退到南翔，中間我和李任潮先生北上請救兵，企圖張漢卿動員，以牽制日本之師，想造成一個南北全面戰争之局。

     張漢卿受了沈陽不抵抗之名，大約這次總要吐吐氣吧!誰知我們到了北平，看看環境，已像一盤冷水澆到脊骨，一身全都冷了。

    我和任潮到北平，當時就有人告訴我，張漢卿絕不會動兵的，而且更有人秘密告訴我，說蔣先生先一日已派人來，說任潮和我并不是代表他的意思。

     我們和張漢卿混了幾日，可以說毫無結果，漢卿倒以上賓之禮待我們，照例約了十幾個重要人員陪我們食飯，臨走時親自到車站送行，說到出兵一節，使你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我沒有方法，找着李石曾先生，因為有人說漢卿還聽李先生的話，或者李先生可以幫我們一臂之忙，而石曾先生呢!談了許多哲學，說了許多抽象的名詞，依然不着邊際，更不要希望他能夠向漢卿說話。

     這一場旅程算是空走了，且到洛陽開第二次中央執監全體會議吧。

    這次旅行重新經過保定、石家莊、鄭州，以至洛陽的故宮，開了五天的全體會議，我便往山西，重與閻百川先生把晤，此行一些成績都沒有，隻替十九路軍在閻先生那裡捐了十萬個手榴彈。

     蔣介石先一日派人告訴張學良，說陳公博、李濟深沒有代表性，這不是存心拆台嗎？如此看來，他恨十九路軍還來不及呢!又何來“愛護特甚”啊？ 豈止恨十九路軍，照中國青年軍人社的《反蔣運動史》，蔣介石甚至是“痛恨十九路軍”呢!書中第十四章說： 自一月底，上海十九路軍抗日戰争起後，因此次戰争，原為蔣汪所欲避免者，故戰前即有逼十九路軍讓防之舉(接防憲兵團早已開到接防了一部分)，而十九路軍竟于行将離防之前，不讓日人進占閘北，出而抗戰，于是大拂蔣汪之怒。

    故戰事起後，蔣汪第一怕得罪日人(因早懷畏日降日意志，蔣在奉化演講時，曾發表有名之三日亡國論，引緻日本進攻上海)；第二恨十九路軍不聽命令(因戰争前蔣曾下令，日若進攻，不得抵抗)；第三妒十九路軍得全國人民之同情與擁護(國内外人民紛紛彙款捐物，自動援助)；第四羞自己相形見绌(因人民士兵均恨蔣之不敢不肯抗日)。

    于是由畏日而更恨十九路軍；由自慚而更妒十九路軍，積恨成仇，惱羞變怒，乃第一步故意不援十九路軍(少數蔣系軍隊乃激于民族觀念與愛國心而自動往參戰者)；第二步假意表示援助而實際坐視不救(因人民憤蔣不援，紛紛提出責難，乃假意表示謂已調兵，交通不便，難于到達)；第三步竟派稅警團上級軍官王赓勾結日本，報告軍情，使日本調兵從浏河上岸而壓退十九路軍! 這裡提到的“三日亡國論”，是出自蔣介石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在奉化武嶺學校紀念周的一次演講。

    演講題目是《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其中提到他為什麼在九一八事變後不對日本宣戰或絕交。

    他說： 以中國國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時内侵占之範圍及于遼吉兩省，若再予絕交宣戰之口實，則以我國海陸空軍備之不能咄嗟充實，必緻沿海各地及長江流域，在三日内悉為敵人所蹂躏，全國政治、軍事、交通、金融之脈絡悉斷，雖欲不屈服而不可得。

    總理孫先生所謂：“中國若與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國”，此乃事實如此，并非我總理故為危辭聳聽也。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上海《時事新報》) 對蔣介石非常沒面子的是，就在他做這一宣布後十七天，十九路軍就用挺身抗日，推翻了蔣介石這種失敗主義的妄言!由于十九路軍的抵抗而非不抵抗，不但證明了日本人三日内亡不了中國，并且反證了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下令不抵抗的根本錯誤。

    可見十九路軍的勝利，正好反襯出蔣介石的失策與失敗。

    ——十九路軍如此罪該萬死，安能不被“痛恨”乎？ 十九路軍就在這種被“痛恨”下，最後陷于“各路援軍開赴不至”、“陷于孤立無援之境”(語見一九三二年二月六日汪兆銘、馮玉祥、李濟深、朱培德、陳銘樞緻十九珞軍電文)，也就可想而知。

    下面一些電文，就可看到不少内中文章： 二月十六日——一二八事變後第十九天，十九路軍緻陳銘樞銑電：“我軍連戰皆捷，然非主力戰，死傷已達二千，紀家橋一役，知敵亦不可輕。

    确報，敵到滬兵力已有三萬餘人，和議無望，敵隻效占錦州故智，我退彼進，永圖占據，稍一讓步，閘北南市均非我有。

    大戰在即，兵貴萬全。

    滬戰如大勝，可為我民族複興之轉機，敗則将陷國家前途于萬劫。

    萬懇速請介公、敬之務在最近期内調二三師開來前線，預備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