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蔣介石與“一·二八”

不能越俎而代庖，弟既無名義，可以檄調軍隊，亦無權責，可以指揮軍事，力之所及，亦唯以舊時袍澤之關系，曾共生死之感情，策勵我将士秉中央之命而奮進，自上月二十三日敵軍再度增兵以後，戰局益趨嚴重，弟審度前線狀況，綜合各方情勢，曾于二十五日電知蔣總指揮光鼐有“第二次敵軍總攻擊之期約在豔東各日，我軍後方部隊全已運來前線，其他非到魚日後不能參加”等語告之，誠以後方輸援諸多艱困，有非可形之于筆墨者，故不能不以加倍之辛苦勖勉于前方，亦不能不以實際之情況盡量相馳告。

    弟在此浃旬之間，匪日不焦心苦思，期盡力之所能及，二中全會集會洛陽，弟之所以留駐南京者，實對續到部隊，可以随時敦促，俾得迅速增援不失時機也。

    二十九日幸有某部二團開到南京，略無休息，立時出動于前方，綜計前後開動之部隊，曾無一宵一夕之滞留，今訛言四起，若謂弟對增援遲速，有所抑阻于其間者，是則部隊與戰鬥詳報俱在，不難以事實證明也。

    語有之，流言止于智者，今之流言陸離光怪，乃發動于曾共患難，洞明實際局勢之人，此弟所以不欲自白而又何怪于悠悠之衆口也。

    兩軍作戰，對于參加部隊之番号以及調動配備之情況，例須嚴為隐秘，免為敵方所乘，故淞滬苦戰匝月，所有部隊皆置于蔣總指揮之下而行之，此後戰局範圍自須視形勢而定，中央既有整個之策劃，全國軍人亦皆願一緻效死，前線之如何充實、後方之如何移動，隻須俟将來戰史與事實之證明，遑能執途人而告語。

    獨惜我國人不察，往往以熱情所激，多方诘難，若必欲迫令将所有虛實盡情揭布，使敵人共見共聞而後快者，而或者以不慊于個人之故，又從而播揚于其間，是則誣陷個人之事小，而使前方将士氣沮之影響實莫大也。

    中正幼受庭闱之訓，長承兄長之教，許身革命，義無反顧，當此國族艱危，唯有矢粉身碎骨之誠，盡對黨對國之責，以期無愧于總理，無忝于所生，絕不辜負骨肉與親知期望之殷，遙念疆場袍澤浴血奮鬥，戰區同胞犧牲殘酷，誠何心再計一家之毀譽與榮辱，軌因未散布其區區，不盡欲言。

     蔣介石這封信中，欲蓋彌彰之處有五：第一，蔣介石說“後援不繼”之意，不是“中央有可調之兵而不援”，乃是因“運輸困難而乏續至之援隊”。

    但是，事實上，全國有兩百萬軍隊都哪兒去了？“可調之兵”豈不大都被蔣介石調往江西去打内戰了？這樣造成京畿地區禦外侮上的防務單薄，豈不正是蔣介石的責任？第二，蔣介石說“運輸困難而乏續至之援隊”，但從一月二十八日起，前後有一個多月的期間可供運輸，可是部隊卻始終調不上來，這叫什麼速度？此中有人“抑阻于其間”，豈不太明白了嗎？第三，單從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陳銘樞緻汪兆銘電文中，就明明看到上官雲相師已經“忽奉令兩團守鎮江”、“不願赴援”，則蔣介石所謂“某部二團開到南京，略無休息，立時出動于前方”之說，就與事實不符了。

    眼前的上官雲相師尚且如此，天邊的其他部隊，更可想而知矣!第四，蔣介石說“軍旅之事，發号施令，皆有一定之系統，絕不能越俎而代庖”雲雲，更是瞪着眼睛撒大謊。

    “指揮軍事”的“權責”，早都被他一把抓了，他說他做不了主，又其誰能信呢？第五，蔣介石說調動部隊，“須嚴為隐秘”，不能随便告訴路人。

    隐秘固然不錯，但總要調到部隊上前線才算啊!若根本沒調，反以隐秘為護符，這就不對了。

     大概連蔣介石自己都發現這封信的答辯未免太牽強好笑了，所以最後“棄置未發表”。

    但在半世紀後，我們就他的心态和巧辯來做解剖，還是有助于真相的揭發的，自不容我們放過也。

     上海撤守以後，經過國際聯盟等的斡旋，在三月四日停戰，五月五日簽訂停戰協定。

    中國代表是郭泰祺、戴戟、黃強；日本代表是重光葵、植田謙吉。

    外交部次長郭泰祺在三月二十五日發表談話，雖說：“敢以人格擔保，斷不為喪權辱國之事，可請國民放心。

    ”(天津《大公報》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但是五月三日，抗日聯合會的代表四十多人，還是沖了進去，打傷了郭泰祺。

    郭泰祺兩天後裹傷簽下協定。

    協定内容重點是： 一、确定停戰。

     二、中國軍隊暫駐現在地位。

     三、日本軍隊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

     四、設立共同委員會，布置日軍撤退及華警接收事宜。

     細究内容，卻大有文章。

    所謂中國軍隊暫駐現在地位，就是中國軍隊不得恢複進駐淞滬，所謂日本軍隊撤至一二八以前地位，就是日本軍隊不撤出一二八以前在中國所占的領土。

    其為“喪權辱國之事”，一看便知。

    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上海《時事新報》有這樣的評論： ……敵軍入寇，未能逐出國門，停止戰争，猶待妥協條件，彼雖曲，我雖直，而彼則駐兵有地，撤軍無期，我則人民徒遭絕大蹂躏，軍警俱有明文束縛，如此協定，謂未屈服不可得也!謂未辱國喪權不可得也…… 國民主戰而政府不戰，國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國民力援十九路軍，而政府坐誤戎機，國民紛紛組織義勇軍，置身火線，而政府擁兵二百萬，參戰者不過四十分之一，國民反對議和而政府毅然簽字，則一切責任，顯然獨在當局…… 但是，蔣介石是不管這些的。

    他悍然做下“喪權辱國之事”。

    不抗日的他，不但乘機當上了“蔣委員長”，連郭泰祺都升了官，當了駐英大使。

     十九路軍的參謀長黃強，是參與停戰的代表之一。

    多年以後寫《黃莫京将軍自述》，有這樣的追憶： 上海停戰協定，雙方已簽字，在我十九路軍的一方，其情緒之難過，隻可拿故中央委員楊滄白先生詩一句：“回面應知有淚行”，才形容出來，不久這回面帶淚行的十九路軍奉命開赴閩省。

    (見《大成》第六十七期，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 開到福建後，十九路軍又被蔣介石用來做“内鬥内行”的籌碼，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蔡廷锴因“榆關陷落，平津危急”，通電中央，表示願意在“忍痛撤退，移師來閩”之後，“負弩前驅，為國效命”(《蔡廷锴願負弩前驅為國效命電》，載南京《中央日報》，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可是蔣介石當然不肯。

    最後，十九路軍以“閩變”被蔣介石解散，一個最能抗日的軍隊，一年前日本人辛苦消滅不了它，一年後卻被蔣介石輕易消滅了。

     是以把十九路軍英勇抗日的事迹，記在蔣介石的賬下，絕對是不虞之譽。

    恰恰相反，他聯合汪精衛複出後，既定政策是“先安内再攘外”，特别想要剿滅江西的蘇區。

    為此，他對日本侵略是絕對要妥協的，不肯還手的。

    陰錯陽差的是，陳銘樞的十九路軍，因甯粵之争而調往京滬，否則蔣介石絕不會讓非嫡系軍隊衛戍京滬。

    如果是嫡系部隊駐守，在蔣介石直接調配控制之下，絕對不會于一·二八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抗日，還不是會像九一八那樣不抵抗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