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NationalEnquirer)所刊載的估計，一九三八年淹死的中國百姓有一百萬，日軍隻有幾千人，一九四三年的大饑荒中國百姓死了一千萬!——一顆原子彈殺死的日本人也不過十萬人，蔣介石殺自己同胞，這一次就是一百顆原子彈! 據孟絕子《國民黨放水成性》(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萬歲評論叢書》第九期)的綜合論述：《大公報》的報道和社論刊出後，國民黨不但不趕快設法救災，反而惱羞成怒，悍然下令罰《大公報》停刊三天。

    然而國民黨辦的中央通訊社記者所寫在内部傳閱的密件裡卻說“河南的情況甚至比《大公報》所說的還要壞”。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大公報》被處罰停刊三天之後，隔了将近兩個月，美國的《時代周刊》上也刊出了河南大饑荒的新聞和評論，描述河南的災情，評論國民黨是大災難的罪魁禍首。

    《時代周刊》的報道和論述不是取材于《大公報》的新聞和社論，而是該周刊駐華記者白修德(TheodoreWhite)親自到河南省災區去實地觀察采訪之後寫成的文章。

    文章在《時代周刊》上刊出後，舉世為之震驚。

    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的蔣宋美齡女士看了竟勃然大怒，馬上打電話給《時代周刊》老闆亨利魯斯，要他馬上把造謠生事的記者白修德開除掉。

    亨利魯斯斷然拒絕。

    一九七八年八月中旬，美國名記者兼名政論家白修德的新著InSearchofHistory在美國出版，立刻造成轟動，成為暢銷書。

    在該書問世之前的一個多月，在七月三日那一期的《時代周刊》就特别摘要介紹了書中有關中國的部分，所介紹的内容，正是當年慘絕人寰而震驚世界的河南大饑荒的災情。

    那一期《時代周刊》的介紹，除了文字，還有照片。

    有兩張照片是并排在一起的。

    一張相片中是一個愁眉苦臉悲傷欲絕的饑餓婦女坐在地上看着身前正在餓死邊緣的小兒子。

    另一張相片上是蔣介石身穿軍裝坐在辦公室裡，專心看着雙手拿着的一本書。

    那本書是署名蔣中正著的《中國之命運》。

    這兩張照片下面有兩行英文字，意思是：“人類史上最悲慘的災難之一，已有五百萬人死去……”那一期《時代周刊》中這篇摘要介紹一共有十幾頁。

    這本周刊進入台灣後，這十幾頁全被國民黨動手腳弄掉了。

     盂絕子又綜合論述：那一次水災破壞了河南災區土地的生态，影響了後來的農作收成，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夏天、秋天都沒有下雨，冬天下了雪，農作沒有收成而天氣又冷，饑寒交迫之下，開始有了死亡。

    河南三季沒有雨，國民黨就應該知道那個地區的農作物全部沒有收成，進一步也就應該知道有人會餓死。

    這時候如果國民黨下令把隔壁陝西境内倉庫中豐富的存糧撥送一部分到河南，河南餓死人的災難也就不會如此嚴重了。

    結果，最應該做的，一樣也沒有做；最不應該做的，偏偏全做了。

    一九四二年，駐在河南的軍隊向重慶當局要求補給軍糧，當局的指示是“就地征糧”，所謂“就地征糧”就是要軍隊在駐地自己設法弄軍糧。

    在這一道指示命令下，軍隊變成了“合法的土匪，有執照的強盜”。

    他們紛紛到老百姓家搜劫糧食，他們不是搜劫到他們夠吃的為止，他們是盡量收集。

    之後，各級指揮官再偷偷地拿一部分賣到黑市市場中去。

    賣到後來，士兵隻能吃到九成飽、八成飽、七成飽。

    拖到十月三十一日蔣介石生日那天，為了表達“蔣委員長的德意”，才宣布免掉河南災區農民一九四二年的田賦。

    不幸，這個“德意”宣布得太遲了。

    河南地方政府已經把一九四二年農民的田賦收過了。

    在“就地征糧”之後，為了繳田賦，小農小戶或變賣家産、或變賣用具、或變賣兒女。

    天氣轉涼之後，饑餓也開始了。

    天氣愈冷，災情愈慘。

    在饑寒剛剛開始後，遠處各城市的妓女院老闆都紛紛到災區來廉價“收購”女孩。

    大地主們則乘機廉價大量收購農地。

    通常一塊一年收成二十磅或三十磅小麥的地，這時候投機地主隻要用十六磅到十八磅小麥就買到手了。

    後來，那些家人死光了的無主農地，在官商勾結下，由大地主和貪官瓜分掉。

    白修德一路上看到有凍死的、有餓死的。

    死的人當中，男女老幼全有。

    有一些還沒有餓死的人還在搶着吃草根、啃樹皮。

    有些大人把死掉的孩子煮熟了吃，有些大人把别人家死掉的孩子弄來煮熟了吃。

    人們原來養的狗幾乎都變成了野狗，不再住在農家裡吃人屎，而去到處遊蕩，專吃人的屍體。

    一路上各村莊十室九空。

    有的整個村莊隻有一個老人在等死。

    有的村落死寂如墳，一個人聲反而就會如同一個晴天霹靂。

    令白修德畢生難忘的人間悲劇是在雪地上看到的一幕景象。

    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躺在冰冷的雪地上，互相緊緊地抱在一起，沒有力氣說話，也不想再說任何話，隻是在用瀕死前最後的一點力氣，如怨如恨如訴的低泣! 《蔣總統傳》說炸堤的效果延緩了漢口被占領的時間“三個月以上”；《蔣總統秘錄》又說延緩的時間是“半年”，可見各說各話，真相堪疑。

    石覺在《石覺先生訪問紀錄》中論“黃河決堤”，說： 徐州會戰後，敵寇囊括津浦全線，并侵入豫東，趁我徐州突圍後措手不及，企圖沿隴海路西犯，占據平漢路中段。

    而當時抗戰心髒之武漢，情勢岌岌可危，軍事當局為破壞敵寇計劃，遲滞敵軍行動，争取所需之準備時間，乃于中牟縣之花園口附近決黃河堤，使河水泛濫豫東，阻止敵寇之進迫，雖付出重大代價，然安定華中要域，獲得長期抗戰之從容準備時間，亦屬值得。

    (頁一一九至一二○) 令人費解的是，“長期抗戰之從容準備時間”，在開戰之前那麼多年幹的是什麼？為什麼獨獨要緊迫到這種程度——到連自己人民都不通知就大放其水的程度？為什麼這三個月要自己人民付這麼慘痛的代價？這叫“亦屬值得”嗎？何況，這麼慘痛的代價，對日本鬼子造成的延緩，究有多少，亦頗可疑。

    在攻勢上，日軍很快地便放棄了自中原南侵武漢的意圖，而改取東側陸路及溯江西上的進攻途徑。

    以畑俊六大将為司令官，将“中支那派遣軍”重行改編，并将由“北支那方面軍”抽調而來的第二軍司令官東久迩稔彥中将所屬三個師取道陸路、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甯次中将所屬四個師及一個支隊配合海軍第三艦隊溯江仰攻，兩路進軍，不久就拿下武漢，可見這種戰略，劃得來劃不來，固大有可議也! 在當時作戰的敵方陣營裡，有一位台裔日籍的川村成功，正以陸軍通譯官的身份，在河南省新鄉河村部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