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未定，難以齊一心志。

    再就守城的策略而言，集重兵于南京一隅，未能布置兵力于首都周圍都邑以為屏障，以便呼應運動其間，以消耗敵軍，因而處處被動，使南京成為死棋，隻能挨打。

    官兵再勇敢，雖不惜性命，但恨殺敵太少。

    及至不得不退卻轉移，倉促之間，命令無法實行，造成嚴重的無端傷亡。

    如此犧牲，豈非更加可惜？而此無關敵軍之強，實由于我方戰術、戰略之不當。

    蔣介石與唐生智都不能辭此咎。

    而蔣氏于十二月十三日發表“為我軍退出南京宣言”，竟謂：“政府所在地既已他遷，南京在政治上、軍事上皆無重要性可言。

    予作戰計劃，本定于敵軍炮火過烈，使我軍做無謂犧牲過甚之時，将陣線向後轉移。

    今本此計劃，令南京駐軍退守其他陣地，繼續抗戰。

    ”(載《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卷)好像是完全照計劃行事，完成使命而轉移。

    豈其然哉!豈其然哉!事實上，因其計劃之錯誤與混亂，不知造成多少無謂的犧牲! 南京失陷後，蔣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一日在開封召開軍事會議，指出“要維持國家的命脈，就一定要死守武漢”，“要鞏固武漢，就要東守津浦，北守道清”(《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十五卷，頁十三至十四)，因為津浦與道清兩條鐵路乃武漢三鎮的屏障，保衛武漢屏障的責任則落在坐鎮徐州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身上。

    日軍在魯南之師，于三月十日南下，孤軍深入，在台兒莊被中國以大兵團包圍，至少殲敵一萬二千餘人(據日方估計)，頗能振奮人心，隻是兵力雖多，乘勝攻擊仍感乏力，應殲而未能盡殲深入的日軍，更不能擴大戰果，改變戰局。

    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得台兒莊捷報之後，于一個月内再調二十萬人，總共六十萬人，要與增援的三十萬日軍，在徐州“一決雌雄”，也就是要做決定性的陣地戰，忘了幾個月前在開封所定機動迂回包抄殲敵的戰術，也忘了華北平原有利敵人機械化部隊之攻勢，更未覺察反而有被敵殲滅主力之虞。

    果然，李宗仁認識到“我方集大軍數十萬于徐州一帶平原地區之内，正是敵方機械化部隊和空軍的最好對象”，不能不自量力與敵做“大規模的陣地消耗戰”，遂于五月初旬自徐州主動撤退，五月十九日完全放棄徐州。

    蔣介石以十五萬精銳之師不能殲滅二萬被圍之敵，更由于徐州失守，令敵侵入豫東平原，自謂“在戰史上亦為一千古笑柄”!(見蔣緻程潛函，原件藏南京二檔館)但他責備多數将領“畏縮不前”、“指揮無方”(見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手令，原件藏南京二檔館)，似乎忘了自己是指揮全局的最高統帥。

     蔣介石于五月二十五日從鄭州返回武漢，因怕日軍自津浦路西進，又怕日軍占據鄭州後，可能由隴海路西進以及平漢路南下攻掠武漢，居然聽從第一戰區司令部裡兩個參謀的建議，批準掘開黃河南岸大堤以阻敵于豫東。

    蔣“以洪水掩擋敵軍”的命令，交第一戰區核辦，原件尚存南京二檔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檔案之中。

    六月七日，炸毀黃河鐵橋，兩天之後即在鄭州北面的花園口炮轟決口，寬二丈，洪水滔滔而下，造成華北平原的浩劫：淹沒河南、安徽、江蘇三省，損失财産按當時銀價折算約九億五千三百萬元，死人近百萬，生還的六百餘萬人在汪洋澤國中掙紮，損壞耕地一千七百餘萬畝，并形成後患無窮的黃泛區。

    付出如此慘痛代價，并未能阻擋敵人奪取武漢。

    百姓何辜，有此草菅人命的最高統帥! 然而五十年代何應欽刊印，“荷蒙總統蔣公核定”的《八年抗戰之經過》一書，竟想一手遮天，掩蓋曆史真相。

    書中記一九三八年《隴海路沿線之作戰》一段中有謂： 六月五日我放棄開封，敵分攻中牟尉氏，該兩地亦于六日失守，随即進擾新鄭，七日敵轟炸黃河堤，趙口附近河堤崩潰，水流經中牟尉氏沿賈魯河南泛，敵我遂沿黃泛兩岸成對峙形勢。

     這段話最令我們注意的，是“敵轟炸黃河堤”，說由于日本飛機炸了黃河堤防，所以“趙口附近河堤崩潰，水流經中牟尉氏沿賈魯河南泛，敵我遂沿黃泛兩岸成對峙形勢”。

    乍看起來，這話沒什麼不妥，細想一下，就破綻見矣。

    想想看，本來中國軍隊是一路敗退的，突然間，日本飛機炸了黃河堤，河水泛濫之下，敵我雙方“遂沿黃泛兩岸成對峙形勢”，這無疑是說，河水泛濫，把敵方攻勢阻止了，因此我方占了便宜，但是，河水泛濫是敵機炸堤的結果，敵機為什麼要炸堤跟自己過不去呢？ 《八年抗戰之經過》這段話，事實上，是道道地地的謊話，黃河堤被炸，沒有錯，錯的是炸它的，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自己。

    ——是蔣介石下命令幹的一樁大慘事!(蔣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緻程潛電，命令“須向民衆宣傳敵飛機炸毀黃河堤”，原件藏南京二檔館國民政府戰史編纂委員會檔) 這一慘事，最早落墨于傳記書刊者，倒是國民黨宣傳部長董顯光的《蔣總統傳》。

    書中明言：“我方将鄭州的黃河堤炸毀，以滔滔之水對抗侵略的敵人。

    ”(頁二九三)但是董顯光口口聲聲都是敵方的損失，卻絕口不提我方的損失，這種宣傳，固然用心良苦，卻也技術奇劣。

    因為河水是沒有眼睛的，豈能隻淹日本人，不淹中國人哉？到了《蔣總統秘錄》時代，國民黨的宣傳有所兼顧了。

    《蔣總統秘錄》在“日軍溯長江進攻”一節下，雖然在宣傳上對敵我損失都有所兼顧，但是，“洪水淹沒了田地，民衆生活難免受到影響”(頁一四四)寥寥數語，還是輕描淡寫了的。

    到底中國“民衆生活”受了多少“影響”？蔣介石下令炸堤，造成的損失可分前後兩階段，前期的損失以一九三八年為主，後期的損失以一九四三年為主。

    前期一九三八年的炸堤，使黃河改道，水淹二十餘縣，平漢鐵路以東的廣大土地，盡成澤國。

    其中十一個城市遭到水淹，農田和作物多被沖毀，四千個鄉村全被淹沒，兩百萬人流離失所，淹死的人數接近一百萬；後期一九四三年的損失，是一九三八年的後遺症。

    由于河水沖毀了農田和作物，再加上政治腐敗，終于引來了一九四三年的河南大饑荒，大饑荒的人命損失在五百萬至一千萬間。

    報道這大饑荒的，首先見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的《大公報》。

    《大公報》上先刊出一篇《河南災情真相》的報道；第二天，又刊出一篇社論《看重慶，念中原》。

    “看重慶”是看重慶國民黨大官家的酒肉臭，“念中原”是念河南五百萬貧苦老百姓的餓死骨。

    照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美國《國家詢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