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淞滬抗戰，人員傷亡的慘重、财産損失的巨大，難以估計。

    所謂消耗，我方所耗十倍于敵人；所謂持久，不過在淞滬堅持了三個月。

    在上海能打上三個月确實已很了不起，至少打破日本人想于三個月内征服中國的夢想，然而為了持久抗戰、保存實力，必須适可而止。

    但是蔣介石竟被英美各報贊揚我軍在滬英勇抗敵而陶醉，居然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親往前線視察時，向高級指揮官訓話說要在精神上“勝過敵人”，“使敵人潰滅”!(《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十四卷，頁六四二)這種魯迅所說的阿Q式精神勝利法，并無補實際，我軍雖浴血奮戰，實已疲憊不堪，苦撐下去隻是無謂的消耗，可是不知兵的最高統帥，相信精神勝利法，三令五申：“擅自撤退，軍法從事。

    ”況且他隻喜歡聽報佳音，聽到壞情況就大發脾氣，以至于上下詭報士氣旺盛，掩飾實況。

    最後大本營副參謀長白崇禧等再三苦谏，才準予向吳福線和錫澄線國防陣地轉移。

     哪知轉移命令已經下達，蔣介石得知九國公約将于十一月三日在北京開會可能制裁日本，又決定收回成命，嚴令各部回到原有陣地死守。

    知兵的白崇禧告訴蔣，在敵人強大炮火下，已開始撤退的部隊若再回原陣地，必起混亂，甚至不可收拾，但蔣堅持不聽。

    不聽軍事基本常識的後果，果然是進退失序而起紊亂，而日寇三個師團正好于十一月五日在杭州灣登陸，企圖對我軍包抄殲滅。

    在此緊急情況下，唯有再倉促撤退，已無時間計劃，以緻十萬大軍擁擠于公路之上，地面上有敵人坦克追擊，天空上有敵機轟炸，隻能各自疏散，完全失去控制。

    幸而撤至吳福線和錫澄線陣地的部隊，據馮玉祥說，因倉促之間找不到工事位置，或找到工事而找不到鑰匙(見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結果這個蔣介石建設多年的國防工事完全沒有發揮作用而放棄，豈非天大的笑話？陳誠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講《滬戰的經過與教訓》，也承認不能整齊而有計劃的退卻，是很失策的。

    (原件藏南京二檔館)蔣介石一意孤行導緻撤退不當，使淞滬之敗更加雪上加霜！ 從代價甚昂的淞滬之戰到極度混亂的倉促撤退，再度證實蔣氏軍事指揮能力的嚴重缺失。

    任何指揮官如此，都應撤職查辦，但誰又能撒蔣委員長的職呢？中國軍民隻好跟着他硬幹。

    他的軍事知識如此，政治常識又如何？從他冀望于九國公約會議，可見對世界局勢懵懂無知，結果不僅德國與意大利幫日本說話，連英法也表示“中立”、“不介入戰争”，根本無法給予日本侵略者任何制裁。

    蔣介石的希望落空，但是他的一念之差，不知冤死了多少浴血奮戰的英勇官兵，以及無辜橫死的中國百姓。

     日寇以陸海空三軍重型裝備追擊潰不成軍的我軍，并分兵三路進攻南京。

    在這種情況之下，凡稍具軍事常識者皆知，南京不可能守得住，實在不需要再做無謂的犧牲。

    所以當蔣介石于十一月十七日至十八日連續召開三次軍事會議時，德國軍事顧問團長法肯豪森、李宗仁、白崇禧都不主張守南京。

    李宗仁甚至主張宣布南京為不設防城市，按國際公法不能再動武，可免敵人借口燒殺平民(參閱《李宗仁回憶錄》、WhenTigersFightP.66)，不過從政治上考慮，南京是首都，終不能不戰而棄守，故大本營作戰組長劉斐建議，以少數部隊做象征性防守，然後主動而有序地撤退。

    可是蔣介石既不聽李宗仁等的主張，也不接納劉斐的建議，把心思放在所謂國府和國父陵寝所在地上，因此必須死守。

    是以當唐生智慷慨陳詞，願與南京共存亡雲雲，正中蔣意，即命唐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死守首都。

    不過不到兩天，蔣于十一月二十日又宣布遷都四川重慶。

    蔣介石又于十二月四日，召集師長以上将領開會，說是守南京為了“牽制敵人兵力”，更說将親率雲南部隊來解南京之圍雲雲。

    蔣介石又于十二月十一日晚上，自江西發電報給唐生智，說是“如情況不能持久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

    (原件藏南京二檔館國民政府戰史編纂委員會檔案)，又不要死守了。

    事後看來，都是不負責任的亂決策。

    事實上，他早于日軍開始攻擊南京外圍的七日清晨，飛往江西去也。

     聲言死守南京的唐生智，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向新聞記者說明保衛南京要做的兩件事：“第一，即本人及所屬部隊誓與南京共存亡，不惜犧牲于南京保衛戰中；第二，此種犧牲定将使敵人付出莫大之代價。

    ”(引自宋希濂《鷹犬将軍》上冊，頁一七五)十二月九日，唐生智以司令長官發布命令，仍以“共存亡”為言，并命第七十八軍軍長宋希濂“負責指揮沿江憲警，嚴禁部隊官兵私自乘船渡江，違者即行拘捕嚴辦，倘敢違抗，準以武力制止”(同書，頁一八一)。

    似乎确有死守不退的決心。

    然而當十二月十日，日軍開始大舉攻城時，唐生智忽奉軍事委員會電令：“如情況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

    ”十二日下午敵軍攻占中華門，不到兩天全城就被攻破。

    唐原無撤退計劃，當日隻開了二十分鐘的撤退會議，就決定分路突圍，以至于造成當晚在下關極度混亂的悲慘情況。

    據李宗仁說，“撤退時毫無計劃，任由官兵亂竄，各自逃生，少數勇敢部隊不知究竟，誤認友軍畏縮，擅自撤退，竟在城樓上架起機槍，掃射潰竄出城的友軍，卒至自相殘殺、死傷枕藉，慘烈之至”(《李宗仁回憶錄》，頁四五八)的地步。

     “自相殘殺”之後，日軍于翌日進城，又大肆燒殺奸淫，造成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

    當時有二十七名外國傳教士、醫生、教師自願留下不走，為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做了見證，為南京成為“人間地獄”(alivinghee)留下記錄。

    其實，日軍在進入南京之前，已開始沿途殺中國人為競賽遊戲，并見諸日本報紙(詳閱Wilson，WhenTigersFight，P．68-81)。

    然而戰後迄今還有不少日本人想賴賬，說沒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

    蔣介石的“以德報怨”，未免太慷在南京死難的三十萬軍民之慨了(三十萬之數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

     南京守不住，無可責怪，敵人挾兵員與武器的優勢，以陸空立體戰鬥向易攻難守之據點進攻,勢不可擋。

    所可議者，“與城共存亡”之誓徒托空言。

    若以死守之堅志與敵周旋，雖敗猶可予敵重創。

    奈蔣介石一面與唐生智誓言死戰，另一方面仍抱德國調停的希望。

    然則和戰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