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如何領導抗戰

蔣介石于西安事變發生時，越牆逃走，折腰受傷，回來後在滬杭溪口等地治病養傷，同時處理善後，有不少小動作，如審判張學良、自請辭職以及籌劃解決東北軍等等，但是大方向已無可改變，内戰絕不可能再打下去了，在全國高漲的抗日情緒下，不可能不抵抗了。

    如果日本再次向華挑釁，戰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這種情況下，國共再度合作更是客觀趨勢，非任何主觀意願可以左右的了。

     中共方面的毛澤東，于十二月二十八日，針對他認為“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的《對張楊的訓詞》，發表《關于蔣介石聲明的聲明》，以蔣氏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相責、以信義相責，宣稱“全國人民将不容許蔣氏再有任何遊移和打折扣的餘地”。

    如果蔣氏放棄過去錯誤的政策，“立即走上聯合各黨各派一緻抗日的戰線”，“則共産黨自當給他以贊助”。

    (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冊，頁二二八)一周之後，中共又發表通電，要求蔣介石履行諾言。

    一九三七年的一月裡，國民黨終于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内戰正式停止。

    同年二月十五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

    在會上，一方面通過了“關于根除赤禍之決議案”，另一方面也通過了聯合各黨各派的議案，但不許發表。

    (見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會後，蔣介石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一面主張開放言論，一面禁止宣傳共産主義；一面主張集中人才，一面诋毀共産黨和其他抗日黨派；一面主張釋放政治犯，一面強迫被捕的共産黨員自首。

    ”(轉引自楊樹标《蔣介石傳》，頁三一六)充分表示出在外力壓迫下政策轉變中的矛盾現象。

    這種矛盾多少反映蔣介石心有未甘，在不能繼續剿共的情況下，仍想以談判方式來收編中共的黨與軍。

     國民黨三中全會後，周恩來曾赴杭州與蔣介石會談，時為三月下旬。

    許多具體問題沒有結論，顯因蔣想借統一而融化之，而周則要在統一中保持自主，然而在原則上已達到國共合作的共識。

    中共遂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發表《告全黨同志書》，說明“今後發展階段的任務是鞏固國内和平，争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抗戰”。

     一九三七年五月，蔣介石傷瘡銷假後，與汪精衛一道到廬山，召集學者名流座談。

    陳布雷記道： 是年夏間，廬山有蔣、汪二公召集之學術界名流談話，且舉行教育人員訓練，山中冠蓋如雲，行政院各部會亦多移至山上辦公，甚為熱鬧。

    (《陳布雷回憶錄》，頁一二） 周恩來亦于六月四日上廬山，與蔣介石、宋子文等談判。

    蔣提出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其本人為具有最後決定權的主席)，監督國共合作；紅軍由南京政府發表三個師的番号，朱德、毛澤東出洋；以及堅持國民黨派員擔任陝甘甯邊區正職長官等。

    蔣想吃掉中共的意圖仍十分明顯，周恩來哪肯接受，遂于六月中旬返回延安。

    中共中央于六月二十五日還是做了一些讓步，原則上同意組織蔣提出的那個“同盟會”，然必須确定共同綱領，為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并且保持中共在黨組織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獨立性。

    邊區正職長官可由國民黨派，但必須從張繼、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任選一人。

    至于紅軍改編，必須由朱德為指揮官。

    蔣介石仍不肯接受，協議未成。

    但是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日大戰迫在眉睫，一緻對外，已無讨價還價的餘地了。

    ……總之，誠如内地學者所說：“蔣介石雖然被迫與共産黨進行兩黨合作的談判，但他是想在合作的名義下，把共産黨聯合在自己的統治之下，聯合在國民黨當中逐漸溶化掉。

    ”(見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稿》，頁二九四) 說到七七事變，許多學者喋喋不休争辯誰在盧溝橋上放了第一槍。

    請問強盜在你家裡橫行，你不肯屈服而打起來，誰先開打又有什麼意義呢？其實，事變在盧溝橋發生并非偶然，盧溝橋與豐台為北平對外交通的兩個門戶。

    日軍已于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強占豐台車站，如果再控制盧溝橋和宛平城，即可對北平形成合圍之勢，以鞏固其所謂“華北特殊化”之目的。

    日軍演習與士兵失蹤都是為了借故生事，後來那名失蹤的士兵在妓院中被尋獲。

    (參閱劉鳳翰《抗日戰争史論集》，頁一〇一至一一三)然而日軍仍要進入宛平搜查，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侵占宛平，宛平守軍起而抵抗，是謂七七事變。

     北平市長秦德純于七月八日，發電報給仍在廬山的蔣介石，報告事變情況。

    據陳布雷說，蔣于九日以後“始悉其梗概”，蔣“仍不願和平破裂，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抱定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

    (見《陳布雷回憶錄》，頁一二一)日本政府也表示不願擴大，但不擴大是以中國屈服為前提，不屈服就不可能不擴大。

    在蔣而言，如果再像九一八那樣不抵抗，無異政治自殺。

    同時毛澤東、朱德以下紅軍将士緻電蔣介石，請纓抗日救國。

    蔣遂于七月十六日在廬山又邀集全國軍政要人，舉行談話會。

    八月中共派周恩來等參加，提出國共合作宣言，主張發動全民抗戰，共赴國難。

    中共又做了些讓步，但仍堅持國民黨隻能派人參與指揮紅軍。

    蔣介石若即若離，直到八月中旬才在紅軍改編問題上讓步，願意與中共共同抗日。

     蔣介石雖仍“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心知肚明日本軍閥氣焰正熾，不可能“覺悟”，則戰争勢不可免。

    他于七月十七日對盧事講話，實已為全民抗戰做了心理準備。

    (參閱蔣七月十九日日記，載《蔣總統秘錄》第二冊，頁二十四)七月二十日，蔣自廬山返京，國民黨内包括廣西李、白的反蔣派系，紛紛擁蔣抗日，更使蔣無從退卻，停戰談判破裂，日本侵略軍于七月二十八日深夜向平津大舉進犯，二十九軍頑強抵抗，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先後陣亡，不到二三天，平津就相繼陷落。

    蔣介石于二十九日在日記上寫道： 曆代古都，竟淪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為預料所及，故昨日已預備失陷後之處理，此不足驚異也。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四卷，頁一一四〇) 中日兩國軍力固然強弱懸殊，但是如此不禁打，實在令人驚異。

    蔣于事前一再電告宋哲元，若日寇得寸進尺，“中央決心運用全力抗戰”，要宋“刻刻嚴防、步步留神”守住北平，但仍冀望于明知不可能的和平解決，贻誤戰機，以至于倉促應戰，中央更不及全力支援二十九軍，導緻迅速潰敗，連失名城!他于七月二十九日記者招待會上，自認平津失敗問題，“願由餘一身負之”，并表明抗戰的決心。

    抗戰一詞，也是蔣介石首先堅持用的，以表示中國在日本侵略下，不得已起而應戰! 真正的全面應戰，則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的淞滬之戰。

    翌日，國府外交部即發表抗戰自衛聲明。

    八月十九日，蔣終于同意中共有關紅軍改編的主張，以朱德、彭德懷為正副指揮，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八月二十一日，正式公布《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九月二十二日，中央社發表《中國共産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

    翌日，蔣介石發表談話，表示接納中共，國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

    可見，嚴格而論，“八一三”才是蔣介石決心全民抗戰的開始，他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使陸海空軍最高統帥權。

    軍委會既成為最高統率部，編制大為擴充，設秘書廳以及六個部，分掌軍令、軍政、經濟、政略、宣傳、組訓事宜。

    在舉國一緻對抗外國侵略的情況下，蔣介石終于成為統一中國之最高領導人。

     這位最高領導人如何領導中國抗戰呢？國民黨國防部史政局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