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如何領導抗戰

一九六六年“恭印”了一本《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序中說：“揆諸領袖革命奮鬥之經過，凡世人以為萬無可勝之理者，領袖無不優為之。

    ”其中最印證此理的，是說蔣介石“決定持久消耗戰略”以為“抗戰勝利的基礎”的幾段話。

    全文如下： 抗戰開始以後，領袖認定中國當時的軍備，絕不容許拿硬拼力戰的方法，去抵抗挾有現代化陸海空軍的敵人。

    為了要粉碎敵人“速戰速決”的企圖，和避免敵人不斷攻擊的毀滅，乃決定利用中國衆多的人力和廣大的土地，采取持久消耗的最高戰略：一方面不斷的消耗敵人；一方面擴散戰場，分化敵人的優勢，同時積極的培養戰力，捕捉反攻機會的到來。

     在這一最高戰略運用下的戰争指導，第一期要“以空間換時間”，來增強戰力，第二期則堅持敵後遊擊，來争取“積小勝為大勝”，自始至終的領有着戰場，避免敵人的各個擊破，保持着主力，等待着有利機會的反攻。

    這是抗日戰略指導上最大的成功，也就是領袖戰争決策上最高的創意。

     在這最高戰略運用之先，曾經遭遇着極大的危局，那就是開戰後的次月，在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的八月初旬，平津失守以後，日寇一面以精銳的部隊沿平漢路南下；一面以海軍陸戰隊從上海進犯。

    假如這個時候，平漢線的決戰不幸失敗，敵人即可長驅南下，直搗武漢腹地，剖分中國為東西戰場，留着中國沿海的重要物資，分割了中國奮起應戰的戰列部隊，整個抗戰的全局，将會因此支離破碎，喪失了持久消耗的憑借。

     領袖洞察了這可慮的危機，毅然的以一部兵力集中華北戰場，在平綏、平漢、津浦沿線各個要點，采取縱深的重疊配備，多線的分段設防，對日寇進行逐次的抵抗。

    特别是先機的掌握了察南、山西的險阻，占領了側面陣地，确保山西的天然堡壘，迫使進抵察南的日寇，感受到側背威脅，不得不将向南的作戰正面，改為向西進攻；因此解除了日寇長驅南下的威脅，使太原會戰延緩了第二年的武漢會戰。

    另一方面，把主力五十多個師集中到華東，利用湖沼複雜的地形，對國際觀瞻所系的政略要區——淞滬，主動發起猛烈的攻勢。

     這改換作戰正面的大會戰，在吳淞、江灣、浏河一帶，經過三個月的寸土必争，迫得敵人将“由北而南”曆史上有利的作戰軸線(如像元朝對南宋的作戰，滿清對明朝的作戰)，改變成為“由東而西”不利的仰攻态勢。

    這主動攻勢的一戰，使敵人完全追随了我軍的行動，喪失了主宰戰場的先機。

    這顯示中國“抗戰到底”決心的一戰，迫使敵人先後七次增援，動員精兵三十萬人，傷亡到六萬以上，将主力确實轉用到淞滬戰場。

    這開拓“持久消耗戰略”勝利之路的一戰，掩護了沿海學校工廠物資的西遷，和千千萬萬忠貞同胞的撤運，保留了指揮作戰的動能，造成了戰局持久的契機。

     這顯示中國軍隊英勇浴血的一戰，不僅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唱出了“中國不會亡”的豪壯歌聲；海軍的勇襲敵出雲艦，封鎖淞滬一帶港汊，布放水雷；笕橋空軍的英勇擊敵；尤其是“八一四”這一天，首先以零比六的紀錄，擊敗了進攻中國領空的寇機，粉碎了敵人“三月亡華”的迷夢，和國際間東亞病夫的譏諷。

    但這輝煌戰績，不能不感謝蔣夫人領導建設空軍的辛勞。

     這數不盡的令人鼓舞的情形，都是領袖轉移南北作戰軸線的輝煌結果。

    這絕不是一般兵家所認為“違反節約戰争原則”的看法，這是着眼深遠的戰略優勢作為!(頁一二五至一二八) “史政局”這一對“由北而南”作戰軸線轉為“由東而西”作戰軸線的歌頌，後來被蔣緯國一路和聲不絕。

    ——自蔣介石死後，蔣緯國從發表《八年抗戰是怎樣打勝的》(《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起，到一九七七年出版《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到一九八五年出版《八年抗戰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止，這位曾任戰争學院院長和三軍大學校長的二公子，都一再重複演繹他父親這一“軍事上的豐功偉業”。

    蔣緯國的演繹，是以“強使日軍增兵上海，改變日軍作戰線方向”為主體的，重申“對上海之敵采取攻勢，以迫使日軍改變其作戰線為沿長江自東向西”。

    蔣緯國的結論是： 改變日軍作戰方向，是領袖在戰略指導上的傑作。

    這一傑作，打破了日本“速戰速決”的企圖；造成了中國持久的條件；奠定了最後勝利的基礎；拯救了中國的命運。

     歌功頌德事小，曆史真相事大。

    讓我們先看看八一三淞滬之戰的經過。

     就軍事常識而言，當時中國軍隊的裝備、訓練，甚至兵員都遠遜于日本，戰鬥力薄弱，絕無可能主動開辟戰場。

    相反的，日本為了要使中國屈服，故既于七月十一日決定向華北增兵，複于七月十二日制訂向青島、上海派兵的計劃。

    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長官谷川清，就主張進兵中國經濟中心上海，以及攻占中國的政治中心南京，以迫使中國政府投降。

    蔣介石在判斷日軍可能在淞滬一帶發動，才主動備戰。

    當八月九日發生大山事件，十一日，日本海軍雲集上海，提出無理要求，淞滬戰争一觸即發，蔣始命張治中向上海推進。

    翌日淩晨占領租界周圍要地。

    但到達上海的部隊不過兩個師、一個旅。

    直至開戰之後，國軍主力始陸續從其他地區調入淞滬戰場，才實現主力轉移。

    可見蔣介石絕非故意要在淞滬一帶主動開辟戰場。

    而日方為使中國屈服，勢必要在淞滬大打特打。

     基于上述基本事實，我們再看蔣緯國所說淞滬之戰，一開始“對上海之敵采取攻勢”，是很耐人尋味的。

    因為當時蔣介石的如意算盤就是想用攻勢來消滅淞滬地區的日本海軍陸戰隊。

    蔣緯國在《八年抗戰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中說：“以主力集中華東，迅速掃蕩淞滬敵海軍根據地。

    ”正因如此，所以，淞滬之戰的最初局面，就變成了一段“圍攻時期”。

    然而據顧祝同自述，即于此“圍攻時期”，“因缺乏重炮，又兵力不充分，不能擴張戰果，緻未能達成預期目的”，反倒惹來“犧牲甚大”、“損傷極重”的後果。

    (見《墨三九十自述》，頁一七一)何應欽在《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也指出“我軍缺乏強力硬甲武器，不能有效制壓敵艦及克服街市之障礙，故進展遲滞”。

    (頁四十五)是以，在“進展遲滞”、“予敵之威脅有限”的局面下，所謂“圍攻時期”，“迅速掃蕩淞、滬敵海軍根據地”就不可能了!蔣介石這一以“主力集中”，想一舉拿下敵方根據地的幹法，其實和三十七年前(一九〇〇年)西太後下令甘軍、武衛中軍，乃至義和團“主力集中”，想一舉拿下東交民巷(各國使館所在地)的幹法别無二緻。

    ——當時西太後的部隊圍攻了八個星期，可是仍舊拿不下來，最後聯軍援軍趕到，自己偷雞未成反蝕米，如今蔣介石的部隊隻圍攻了十天，日本援軍就趕到了。

    于是，“圍攻時期”轉眼變成了“防禦時期”，一切局面就逆轉了。

    而“防禦時期”，仍因：“缺乏空軍及炮兵支援”，“日軍又猛烈反擊，使攻勢終告失敗”，“乃退守蘇州河南岸，全般動态，愈形不利”，不久蘇州河南岸陣地被日軍突破，遂于十一月八日夜，向昆山、蘇州一帶撤退，由于地形窒礙、道路壅塞，在日機轟炸、掃射下，傷亡極為慘重，秩序也大亂，整個陣線動搖。

    (詳閱《墨三九十自述》，頁一七二至一七三)顧祝同說，不但前面仗打得“整個陣線動搖”，連“原拟守吳福線”等陣地，“亦未能有效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