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如何領導抗戰

頁一七三)，可與白崇禧所說，“上海抗戰原計劃本是節節抵抗”(頁一四〇)，然“因敵人掌握空權，行軍不易”，“複以命令下達倉促，部隊準備不周，故原計劃尚未實現便開始撤退”(《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頁一四一)，相得印證。

    由此可見，整個淞滬之戰，打得其實是事與願違的，最後連向後面既設陣地撤退，都“不能按照原定計劃實施”了。

    顧祝同痛心地描述說，“在上海我軍開始撤退後，日機猛炸我京滬鐵、公路沿線各要點，蘇州每日均在空襲中”，“乃決定于十一月十四日入暮後，向武進撤退。

    是日，蘇州遭日機大肆轟炸，我離蘇州時，蘇州城内外多處大火焚燒，難民扶老攜幼，沿途充塞，部隊亦絡繹西進，秩序混亂已極。

    過去戰地情景，我雖已見慣，而此時一幅亂離慘痛的畫圖，深印腦際，曆久竟不能磨滅。

    ”(《墨三七十自述》，頁一七四)——這個仗，打得真糟糕。

     李宗仁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到南京，第二天白崇禧陪他去拜訪蔣介石，認為淞滬三角地帶，“不宜死守，為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我軍在滬作戰應适可而止。

    ”(《李宗仁回憶錄》，頁六七七)并建議部隊更番上陣，來消耗敵人的力量。

    甚至可以自動棄守南京，誘敵深入以實行長期消耗戰。

    但蔣委員長倔強不聽，結果“淞滬會戰，曆時三月，是我國抗戰八年，犧牲最大戰鬥最慘的一役”。

    (《李宗仁回憶錄》，頁六七八)李宗仁更沉痛地說：“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

    每小時的死傷辄以千計，犧牲之壯烈，在中華民國抵禦外侮的曆史上，鮮有前例。

    ”(頁六八〇)既敗下陣來，人馬踐踏，慘不忍睹，而不出數周，敵人便從東西兩面“進迫京畿，将南京合圍”。

    (《李宗仁回憶錄》，頁六八一)李宗仁說，極不應以全國兵力的精華在淞、滬三角地帶做孤注的一擲”(頁六八一)，這是對的。

    縱然非“意氣用事，不惜和日本軍閥一拼”不可，也該移到南京去打，不該在上海打。

    白崇禧說：“上海地狹薄海，敵人陸、海、空聯合作戰，極易發揮威力。

    ”“如果‘八一三’上海保衛戰，我軍為向國人交代，隻做輕微抵抗，将主力撤至南京，深溝高壘，由沉着之将領指揮，敵人海、空軍不能放肆，如此以守上海之精神守南京，雖南京終久必失，但其效果一定較大，敵人之損失也必更大。

    ”可惜的是，李宗仁說得對，“蔣公不明此道”，他“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一切“以他一己的意志來統兵作戰“(頁六八六)，不單是戰略上的，在戰術上也一網兜收、巨細不遺。

    而這種戰術，至多隻能說是蔣介石自己的“戰術”。

    因為蔣介石指揮部隊的特色，是完全不尊重組織系統的，而是要由他自己越級指揮的。

    李宗仁說蔣介石“個性倔強”，不聽人建議。

    那時的作戰計劃，全以他一人的意志為依歸，旁人簡直沒有置喙的餘地。

    當圍攻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的時候，蔣介石以為有機可乘、有功可圖，一切都自己指揮，當時淞滬地帶本屬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是馮玉祥、副長官是顧祝同，但蔣介石是親自越俎代庖的幹的。

    形式上，顧祝同雖然代陳誠指揮了張治中，但他并沒有“實際指揮”，不但他沒有，連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馮玉祥也沒有。

    (詳閱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蔣介石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常常“隔着司令長官、總司令、軍長、師長、多少級的直轄長官，把一連炮兵随便調走了”，在張治中的回憶中，他還臨陣調走一個軍呢!在八一三淞滬之役時，張治中當時是淞滬警備司令，也是第九集團軍總司令，當時羅卓英的十八軍撥歸他指揮，可是，妙事來了：十八軍竟暗中轉調給十五集團軍總司令陳誠，而張治中竟不知道!(詳閱《張治中回憶錄》，頁一三一至一三二) 董顯光《蔣總統傳》說： 上海戰事之每一次主要行動均由蔣總統親自設計和指揮。

    他對于前線每一将領不斷以電話接觸，并曾兩度親赴前線與其部下将領會商。

    這三個月來，他徹夜警覺，與在前線上之每一軍人相同。

    在此次戰役中，他每夜平均睡眠不過三四小時，甚至這樣的短時間，仍因前線常來電話，以緻打斷。

    自從他擔任總司令以來，在一切戰事中，他簡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揮官無别。

    (頁二七九至二八○) 董顯光目的在捧蔣介石如何勤于“親自設計和指揮”，殊不知毛病就出在蔣介石“在一切戰事中，他簡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揮官無别”。

     正因為蔣介石的統帥方法是胡來的，所以，仗打下來，軍官固苦，士兵更苦矣!馮玉祥記得，在前方打仗的軍隊，“雖然很忠誠、很勇猛、很愛國，可是老餓着肚子。

    ”陣地又因偷工減料造得很壞，裡面往往水深三尺。

    前方的傷兵也常無醫藥，“沒有包紮所，更沒有擔架隊。

    ”傷兵運到醫院，傷口已長了蛆，死了的無人埋葬(詳閱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等等慘狀。

    蔣介石打不過日本人，情有可原，但如此對待官兵，實天理難容。

     李宗仁說蔣介石“固不知彼，連自己也茫然不知”；馮玉祥說蔣介石“實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

    這些論斷，都屬知兵者言。

    蔣介石若能知己知彼，就該知道仗不是這麼打法。

    但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他就這樣打起來了，原因何在？李宗仁說蔣介石對淞滬之戰的決定，動機有三：第一“可能是意氣用事，不惜和日本軍閥一拼”；第二“可能是他對國際局勢判斷的錯誤”；第三“是由于蔣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來從事國際大規模戰争”。

    其實依我們看來，還有第四，那就是蔣介石對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之戰被十九路軍抗日搶了鋒頭一事，一直耿耿于懷，認為那是他們黃埔系中央軍的失招，因而如法炮制，妄想北齊笑話中“趁大家熱铛子頭，更做一個”。

    蔣介石這種心态，在《張治中回憶錄》中表露無遺。

    張治中說： 上海為我經濟重心，系世界觀聽，我滬上武力僅保安一團，守土匪易。

    在事變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進駐淞滬，向敵猛攻，予以重創，至少亦須保持我與租界交通，取攻勢防禦。

    若自甘被動，雖占蘇福線或錫澄線，洵屬非宜；若迎戰不能一舉破敵，又不能持久支持，則使國人回憶“一·二八”之役，薄現在中央軍之無能矣。

    (頁一一五) 正因為“‘一·二八’之役”暴露了“中央軍之無能”，所以蔣介石想要在上海表演一番。

    這時候，張治中提出了構想： 我對上海敵情的判斷，自信很實在、很正确。

    同時我有一個基本觀念：這一次在淞滬對日抗戰，一定要争先一着。

    我常和人談起，中國對付日敵，可分做三種時期：第一種他打我，我不還手；第二種他打我，我才還手；第三種我判斷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這叫做“先發制敵”，又叫做“先下手為強”。

    “九一八”東北之役，是第一種；“一·二八”戰役、長城戰役，是第二種；這次淞滬戰役，應該采用第三種。

    (頁一一七) 張治中把這種構想形諸報告，向蔣介石提出，得到回電是：“應由我先發制敵，但時機應待命令。

    ”(頁一一七) 蔣介石首先構想“以掃蕩上海敵根據地為目的，不惜任何犧牲，實行攻勢作戰”(《蔣總統來台後批閱之淞滬會戰經過與南京撤守》，《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但是，這一構想，由于他在發起攻擊時三次猶豫，“失機于先”，變得更不可能。

     張治中“占領全滬”、“把上海一次整個拿下”(頁一二二)的構想，本來已是如意算盤，這一如意算盤，顯然建築在敵情判斷的錯誤上。

    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