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如何領導抗戰

他說：“最初目的要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堅，但因每一通路皆為敵軍堅固障礙物阻塞，并以戰車為活動堡壘，終至不得不對各點目标施行強攻。

    ”(頁一二四)試問明明到處是堅，“不在攻堅”，又何能幸勝？根據四十多年後國民黨透露出來的史料，我們發現直到八月十三日當天，蔣介石還在問張治中“十五門重榴炮與五百磅之炸彈”能不能“破毀”鋼筋水泥的日本軍營呢!(參閱《蔣委員長緻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指示對倭寇兵營與其司令部攻擊計劃準備及倭營之破壞電》)可見蔣介石根本還沒搞清楚起碼的工事情況與武器性能，就“徒憑一時之憤(蔣介石寫了别字，“憤”是“偾”字之誤)興”，打了起來了。

    他叫張治中不要“徒憑一時之憤興”，但他自己，比張治中還“憤興”呢! 張治中當時“憤興”地說“日本無論來多少援軍，絕無制勝的可能”(參閱陳公博編《炮火下的上海》)；蔣介石當時“憤興”地說“敵軍步兵之怯弱，實不值我軍之一擊”(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蔣委員長文未侍參京電》，載《蔣馮書簡》)；結果援軍登陸後，蔣介石又“憤興”地說：“要把敵人趕下黃浦江去!”最後上海戰場明明撤了退，蔣介石還“憤興”地說：“此次陣地轉移，我們已移至滬戰最後一線，大家應抱定犧牲的決心，抵死固守，誓與上海共存亡!”(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四十八)事實上，這些“憤興”造成的代價，是“凡參戰部隊死傷皆在半數以上”(《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二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蔣委員長緻廣州綏靖公署主任餘漢謀指示請由粵再調三師來京增援并望速多派部隊參戰電》)、是“我軍各部已經死傷大半”(參閱張其昀《黨史概要》，頁一一五五)、是一連“惟餘連長一人”(張其昀《黨史概要》，頁一一五六)、是“全營官兵自營長以下，偕城做壯烈之犧牲”《蔣馮書簡》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蔣委員長齊侍參京電》中說十八師路團姚營是“全營殉難”(《蔣馮書簡》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蔣委員長文午電》)是“空軍更不敢白日活動”(《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頁一四六)、是“對自己的空軍到前線協同作戰一事不存奢望”(《憶萬光年中的一瞬——孫元良回憶錄》，頁二一一)、是“使處于劣勢裝備的我軍，除利用夜暗進行猛襲外，幾乎很少有還手的機會”(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頁一七一)、是動員能力跟不上“陣地傷亡極大”(《孫元良回憶錄》，頁二二一)、是“後方糧食彈藥幾無法送至第一線”(曹聚仁、舒宗僑《中國抗戰畫史》）、是“根本沒有看見過敵人的面孔，便被調下火線了”(《孫元良回憶錄》，頁二一一)、是高達“十九萬人”的戰士的“犧牲”(《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演講)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對日抗戰必能獲得最後勝利》)!……蔣介石手忙腳亂地應付戰局，隻會說“以戰術補正武器之不足、以戰略補正戰術之缺點，使敵處處陷于被動”等話、隻會說“上下一心，鎮定自如，固守陣地，屹立不動”等話、隻會說“深溝廣壕，堅壁厚蓋，固守艱巨，乘機襲擊，大敵則避，小敵則戰，制敵死命”等話、隻會說“負傷不退，甯死不屈”等話(張其昀《黨史概要》，頁一一五四)。

    最後兵敗山倒，竟還說：“不是作戰的失敗，乃是退卻的失敗!”(《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演講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對日抗戰必能獲得最後勝利》第十五卷，頁一四九)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蔣介石對将校研究班學生講《對日抗戰必能獲得最後勝利》(《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演講第十五卷，頁一四五至一五四)，在沒開講以前，先把《戚繼光語錄》第五條向大家念了一遍。

    戚繼光說：“夫人戰之道有三。

    有‘算定戰’、有‘舍命戰’、有‘糊塗戰’。

    何謂‘算定戰’？得算多，得算少是也。

    何謂‘舍命戰’？但雲我破着一腔熱血，報國家，賊來隻是向前便了。

    ……何謂‘糊塗戰’？不知彼，不知己是也。

    ”蔣介石說九一八時候不能打，要打就是糊塗戰，其實他在八一三時候打的正是典型的“不知彼、不知己”的“糊塗戰”。

    知兵的人知道：在“地狹薄海”的上海地區作戰，先就給日本得了運兵與聯合作戰之便。

    想在這種地區做陣地戰，想守住已屬難能；“要把敵人趕下黃浦江去!”根本就是妄想。

    但是蔣介石“憤興”起來，就是如此輕敵的。

    這種輕敵，他後來自己也不得不承認。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在《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開會訓詞(四)》(《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演講)第十五卷，頁五三九至五四八)中，自承如下： 上海開戰以後，我忠勇将士在淞滬陣地正與敵人以絕大打擊的時候，敵人以計不得逞，遂乘虛在杭州灣金山衛登陸，這是由我們對側背的疏忽，且太輕視敵軍，所以将該方面布防部隊，全部抽調到正面來，以緻整個計劃受了打擊，國家受了很大的損失，這是我統帥應負最大的責任!實在對不起國家!(頁五四五) 可見蔣介石在軍事素養上根本不佳，他口口聲聲明朝抗倭英雄戚繼光，殊不知戚繼光時代的日本人侵略中國，登陸地點就在“杭州灣金山衛”!真不知蔣介石是怎麼從戚繼光戰史中學教訓的! 蔣介石軍事上鬧笑話，其中一個原因，是因他誤信德國顧問。

    根據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德籍總顧問法肯豪森呈蔣委員長報告》，其中有“故長期抵抗，宜永久依托上海”，“目前加入上海方面之部隊，雖未能完全驅敵出境，然究能到處拒守，使敵不能前進”(《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二，頁一八一)等話。

    由于德國與日本的關系，德國顧問的主意實在不無可疑。

    (參閱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頁八十二、九十五)當然不管主意好壞，蔣介石既然采納了，就得負責任。

    最後，相當于全中國總兵力的五分之一，就這樣傷亡了。

    (據黎東方《蔣公介石序傳》估計，頁三六五)“在抗戰一開始之際，最珍貴的軍隊便受到了如此嚴重的損害。

    ” 李宗仁說：“檢讨京滬會戰的得失，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的最高統帥犯了戰略上的嚴重錯誤。

    我們極不應以全國兵力的精華在淞、滬三角地帶做孤注的一擲。

    ”(《李宗仁回憶錄》，頁六八五)即使要在淞滬孤注一擲，也應該打積極的防禦戰，而蔣提出的“獲勝的要道”，令國軍堅守陣地，來對抗敵人的飛機大炮(見《先總統蔣公全集》，頁一〇七三)，卻是單純的、消極的防禦戰，形成失去主動、慘遭挨打的局面。

    這種“戰略上的嚴重錯誤”，國民黨學者雖也同意“似非得計”，但總以有桑榆之收為辯。

    以張其昀為例，張其昀在《黨史概要》中說： 總觀八一三戰役，我軍毅然以主力使用于淞滬方面，因上海乃我經濟重心，中外觀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犧牲，予以強韌作戰。

    雙方作戰重心，乃由華北移至華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長江下遊工廠物資，得以内運，國際觀感亦為之一新，所獲政略上之成效尤偉。

    以作戰觀點言之，敵擁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發揮陸海空軍聯合之威力，我則後方交通未辟，集中遲緩，本難發揮優勢，而欲與敵在上海行陣地戰，似非得計。

    然就全國地形言，如當時在黃河流域與敵作戰，尚不如在長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較為有利。

    上海敵我主力三個月之激戰，使在華之敵軍，不能任意行動，造成我華北有利之形勢，尤其使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