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如何領導抗戰

之我軍，有準備之餘裕。

    結果在山西之敵軍，始終不能西越黃河一步，此實為戰略上最大之成功。

    (頁一一五七至一一五八) 不過，張其昀這種戰略論，是會被國際軍事家見笑的，曹聚仁，舒宗僑《中國抗戰畫史》(聯合畫報社)曾委婉轉述出國際軍事家的看法：“我軍從閘北戰線撤退，實力保存不過十分之五；敵軍則增援二師團，加入戰鬥，銳勢正不可擋。

    我軍退保蘇州河南岸，陣地雖已縮短，敵艦炮攻擊威力減低，依然招架不及，難于還手。

    當時，國際軍事家認為我軍在上海所引起的牽制戰，對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

    ”原來蔣介石“最精銳部隊三十萬人被牽制着留在上海作戰”的幹法，實際上，卻是“對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

    淞滬之戰，蔣介石“把當時在北戰場以外的十分之七八的部隊，都調到了上海”，為了“吸住日軍的主力，不讓他們一舉而席卷綏甯陝甘川滇，走蒙哥可汗與忽必烈可汗囊括南宋的老路(闆垣征四郎向日本參謀本部所提出的方案正是如此)”。

    但是，弄巧反拙的是，他自己的主力反倒被這一行為吸住，而在派重兵保山西方面，也因為北邊懷來和張家口的失守和南邊保定的失守，竟陷于兩面作戰!結果，十一月八日上海和太原同時失守!回想八一三後兩天(八月十五日)，日本人快速反應，立刻下了全國總動員令，編組了上海派遣軍和華北派遣軍，分路雙殺，三個月不到，侵略者就占盡了“直接有利”的便宜。

    當時華北派遣軍司令寺内壽一分析：“中國的軍隊，經過了山西會戰、南京會戰以後，已經接近崩潰的邊緣；任何地區，隻要有一個聯隊的兵力，就可以完成掃蕩的任務。

    今後中國軍隊無力作戰，隻要掃蕩掃蕩就可以了事了。

    ”(參閱曹聚仁、舒宗僑《中國抗戰畫史》)雖然語言相當狂妄，但就軍事觀點看，也不無部分道理在，因為照蔣介石和他手下大宣傳特宣傳的“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當年不論在北戰場或東戰場，都志在誘敵深入——“實施全面之戰争，而不争區區之點線”。

    (《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書告)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第三十卷)但是，若志不在争“區區之點線”，為何當年要花偌大人力物力修前面的防線？當年在江南花了三年時力築蘇嘉鐵路，聯絡京滬鐵路和滬杭鐵路，并在杭州灣的乍浦和長江下遊的福山鎮修要塞兩座，兩座要塞之間建立“興登堡防線”，包括常熟、蘇州、吳江、嘉興、平湖在内；又在隴海線以北，修“馬其諾防線”，從潼關起沿黃河南岸到考城，再東經曹縣、單縣、沛縣，沿運河到利國驿、台兒莊，再穿運河經邳縣、郯城，直到連雲港。

    這些蔣介石的戰略是陣地防禦戰。

    在北戰場，是準備日本軍隊進到黃河沿岸的“馬其諾防線”時，再殺敵緻果。

    在東戰場，也摩拳擦掌，準備日本軍隊拿下京滬進到“興登堡防線”時，再殺敵緻果。

    結果兩條勞民傷财的國防線，都在兵敗山倒下泡了湯、都沒發生阻敵效果。

    (參閱沈亦雲《亦雲回憶》)由此可見，真的情形乃在“區區之點線”之根本不能守。

     李宗仁批評蔣介石犯了“戰略上的嚴重錯誤”，固屬知兵之言，但這一錯誤的真正嚴重性，李宗仁卻未道出。

    首先用博大觀點道出這一真正嚴重性錯誤的，乃是龔德柏。

     龔德柏一生為言論自由八次被捕，最後一次最長，被蔣介石秘密關了七年，到六十七歲時才出獄。

    出獄後，他秘密寫了一部書——《中日戰争史》，其中批評蔣介石的錯誤，當然不能問世。

    一九八〇年，他以九十之年，赍志以殁。

    龔德柏死後，李敖得到此書秘本，發現他頗有獨到之見。

    我們不同意龔德柏的一個主要結論，認為日本真正要打的是俄國，中國抗日戰争，不僅可以避免，甚至可以因而獲利。

    他不知道日本打俄國之前，先要中國屈服的，除非中國想當朝鮮第二，抗戰便不可能避免。

    這當然也顯示“日本無人”，把反共的蔣介石硬逼向聯共抗日之路。

    不過龔德柏批評蔣介石的淞滬之戰，确是博大精深的。

    他認為蔣指揮上海作戰，完全違反孫子兵法所謂“不若則能避之”的原則，以至于遭到慘重的損失，使“中國訓練多年之二百萬國防軍，百分之七十以上損失淨盡，幾使中國亡于日本”。

    龔氏指出，中國人痛恨日本蠻橫無理，人人奮戰，死而無怨，但“這樣的無意識地犧牲掉”，“由人道的立場思之，亦不勝悲痛”。

    然而孰令為之？孰令緻之？蔣介石說上海作戰的目的在“打破敵人的戰略，使他們不能按照預定計劃，集中兵力，侵略我們華北”，龔德柏認為是“幼稚的話，不但蔣委員長不應說，即稍有常識的人也不應說”。

    因為“在上海做全面戰争，用兵百餘萬；而日本對抗我們，隻用四個師團。

    兩個半月後，始決定增兵，由金山衛登陸，以結束上海戰争。

    日本所用的全部兵力，不過其所能動員的極小一部分而已。

    即令我們把這些兵統統殲滅，亦不能牽制日本不向華北用兵。

    觀後來日本在華北的兵力大于上海南京戰場，即其證明。

    蔣委員長若真說過這話，也不過打敗了，無話可說，隻得借此解嘲而已”。

    由此可見，所謂“由北而南”作戰軸線轉為“由東而西”軸線，全是“解嘲而已”。

    而蔣緯國所說八一三淞滬之戰“雖有相當損失及放棄若幹重要都市，但卻達成了迫誘敵人走向錯誤方向之戰略目的”之言(《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所謂“走向錯誤方向”的，卻原來是“蔣介石”自己!這個以“主力集中華東、攻擊上海之敵、力保吳淞要地”的“國軍作戰計劃”，仍然保存在南京二檔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檔案》之中。

     至于國防部史政局《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中所說的“民族救星”在轉換作戰軸線上的“天縱英明”、“延緩了第二年的武漢會戰”雲雲，也全是谀詞。

    試看蔣介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開會訓詞”的一段不經心透露，便可明白了。

    蔣介石說日本軍隊“從前他攻陷我們南京，本可盡力追擊，一直攻下武漢”!(《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演講)第十五卷，頁四八八)可見蔣介石自己承認過當時日本軍隊有一鼓作氣攻下武漢的能力!這也就是龔德柏所說的：“假使日本軍閥在南京攻陷後，如我所想象的，另用生力軍兩師團，在船上待命。

    江陰攻下後，即由海軍保護，溯江直上，沿江占領九江武漢宜昌重慶。

    試問世界的大戰略家，有方法挽救否？韓信之取三秦、李靖之擒颉利，即是這種氣魄。

    日本軍閥何足道哉!其投降也活該!”“假使二十六年年底，武漢重慶都失陷了，試問蔣委員長，有什麼方法繼續作戰？”可見當時日本沒有“盡力追擊，一直攻下武漢”，隻是日本不想用牛刀殺雞，自己失算而已，絕非在蔣介石八一三淞滬之戰的事先算計之中。

    事後說什麼怕日本人走蒙哥、忽必烈打南宋的老路而要如何如何，其實何必蒙哥、忽必烈？日本隻要有點“韓信之取三秦、李靖之取颉利”的“氣魄”，一九三七年年底，武漢重慶就“都失陷”了!我們真替領導全國抗戰的蔣委員長捏一把冷汗! 然而就在一九三八年之春，中國國民黨在武昌珞珈山武漢大學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四月一日那天的第四次會議中，吳稚晖提議并推舉蔣介石為總裁，确定領袖成為黨中領導的重心，其性質等同孫中山所擁有的“總理”。

    此乃蔣介石權力的最高峰，他自己也認為是三十年來的最大成就，集合了前所未有的黨政軍大權。

    (參閱張其昀《黨史概要》第三冊，頁一二一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