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蔣介石口口聲聲“共匪”，給人的印象是，中共乃土匪草寇之類。

    但是經過四次圍剿失利，已知問題嚴重，甚至擔心國民黨政權的存亡。

    請看蔣作賓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日記所透露的内情： 内部軍隊均為“匪”牽制，不能調動，饷糈、彈械缺乏，交通均被日人制止。

    以如此情形，欲與人戰，真所謂自取滅亡也。

    況各處“匪共”蜂起，每欲蹑其後，恐不亡于敵人，而即亡于“匪共”也。

    嗚呼!殆亦數也。

    (《蔣作賓日記》，頁四一○) 了解此一内情，始知蔣介石為何一再說：“日本是癬疥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

    ”所以當他聽到第五次圍剿得手，高興異常。

    十月二十二日在洛陽馳電中央執行委員會報捷，有雲：“赤匪日蹙、匪勢已窮……渠魁授首在即。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三卷，頁七五九)複于同月三十一日電令“剿匪”各将領，“此匪不滅，不惟民無噍類，而且國亦難于幸存，故民族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及吾人之是否能為國為民真正努力，均将于此觇之，即個人曆史之榮辱而論，亦全系于此，望切告各将士努力截追!”(同書，頁七六一)然而時機仍然失之，截追失敗，紅軍在毛澤東領導下抵達陝北，别建革命根據地。

     紅軍的新根據地遠在陝北，在心理上遠不如江西蘇區之具威脅，更何況紅軍在長征途中損失頗為慘重。

    但是絕不似張其昀在《黨史概要》中所說：“赤匪至此……僅剩二三千人，竄達陝北……預計将于兩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

    ”(頁九六六)連董顯光寫的《蔣總統傳》都說：“共匪武力雖因當年流竄的損失而削弱，然在陝北與甘肅境内仍是一個危險性的遊擊分子。

    他們在延安的根據地實際上是不易攻破的，而且他們還可從其山間的巢穴常向山西及陝西的不設防地區從事掠奪。

    ”(頁二四五至二四六)由此可見：在張其昀筆下所謂“預計将于兩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的“剿共”說法，在董顯光筆下，并不成立。

    同時，董顯光還透露這麼一段： 事實上，在西安事變一年以前之民國二十四年，蔣總統已派其一位最親信之同僚前往維也納，作為他的私人代表，與俄國代表商議有無合力對抗日本侵略之可能。

    此舉雖無結果，然亦足反映蔣總統在此時期的心情。

    他認識日本為我國最大的危險，甚至不憚考慮與所謂共黨合作，以對付日本。

    (頁二四五) 這段話初看起來，覺得奇怪，其實一點也不奇怪。

    因為蔣介石知道一時剿滅不了的陝北中共，背後還有蘇俄。

    名為試探聯共抗日的可能性，實際上是怕與日本和蘇聯兩面樹敵，一時對于盤踞延安的中共暫停用兵，以及派親信與俄國代表商議，便事出有因了。

     陳立夫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在《近代中國》季刊中，發表《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一文。

    從這篇回憶中透露：原來董顯光所謂的“蔣總統已派其一位最親信之同僚前往維也納”，所謂同僚，不是别人，就是陳立夫。

    他在回憶中明言，“照此情形，中日戰争必不能免，則我方應如何與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蘇聯不利用中日戰争以助中共擴展。

    ”所謂希望“蘇聯不利用中日戰争以助中共擴展”，才是真正的意圖，但是為了怕影響剿共士氣和怕得罪日本人，所以十分隐秘。

    陳立夫曾暗中去找周恩來，因而周恩來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寫了一封信給陳氏昆仲，全文如下： 果夫立夫兩先生： 分手十年，國難日亟，報載兩先生有聯俄之舉，雖屬道路傳聞，然已可窺見兩先生最近趨向。

    黃君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策劃者，正為賢者所主持，呼高應遠，想見京中今日之空氣，已非昔比。

    敝黨數年呼籲，得兩先生為之振導，使兩黨重趨合作，國難轉機定在此一舉。

     近者寇入益深，僞軍侵綏，已成事實，日本航空總站且更設于定遠營，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國共兩軍猶存敵對，此不僅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國力，自速其亡。

    敝方自一方面軍到西北後，已數做停戰要求，今二四兩方面軍亦已北入陝甘，其目的全在會合抗日，蓋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國，敝方現特緻送貴黨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針及建立兩黨合作之希望與誠意，以冀救亡禦侮，得辟新徑，兩先生居貴黨中樞，與蔣先生又親切無間，尚望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緻抗日，則民族壁壘一新，日寇雖狡、漢奸雖毒，終必為統一戰線所擊破，此可敢斷言者。

    敝方為貫徹此主張，早已準備随時與貴方負責代表做具體談判。

    現養甫先生函邀面叙，極所歡迎，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

    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務望立夫先生不辭勞悴，以便雙方迅做負責之商談，想兩先生樂觀事成，必不以鄙言為河漢。

     臨颍神馳，伫待回教。

    尊此并頌 時祉(初刊于《近代中國季刊》，另見陳立夫《成敗之鑒》，頁一九三至一九四) 信中有“黃君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所策劃者，正為賢者所主持”的話，“黃君”是指黃華表、“養甫”是指曾養甫、“賢者”是指陳氏兄弟，“所策劃”“所主持”是指什麼呢？指的不是别的，就是蔣介石公開“剿匪”聲中的秘密“通匪”作業。

    這一秘密作業，是由蔣介石這邊主動的。

    正因為主動的是蔣介石這邊，所以周恩來信中有“黃君從金陵來”的話，陳立夫文章中有“吾人苟欲與之接頭，十分困難”的話，可見主動在蔣介石這邊，是無法掩飾的。

    這邊主動找共産黨，那邊周恩來有了反應，就寫了這封信。

    陳立夫寫他在收信後： 該函經呈閱後，奉命繼續聯系，由餘等出名口頭答複，允予轉呈，惟不必立即告以蔣公已允予考慮。

    此一線索，始終聯系未斷，以待進機之來臨。

     陳立夫把周恩來的信發表後，沈雲龍、李雲漢等說周恩來的信中“九月一日”，不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而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

    (沈雲龍文見于他的《抗戰前後國、共商談的曆史教訓》等，李雲漢文見于他的《西安事變的前因與經過》，均發表在《傳記文學》)但是蔣介石根據其個人的檔案，條列大綱，由陶希聖執筆的《蘇俄在中國》，也明列周恩來“九月一日”的信，在“二十四年秋季”一段之後，正合陳立夫在信尾也加注“民國二十四年九月收到”字樣，信是一九三五年寫的，應無可疑。

     周恩來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重慶《大公報》上發表《悼張淮南先生》，明說“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幹、兩至匡廬”的話，朱開來《周恩來文的考訂》(《傳記文學》第三十五卷第四期)中明說： 周文内所謂“一登莫幹”，系在二十五年夏，由張先生陪周由南京赴莫幹山晉見蔣委員長。

    所謂“兩至匡廬”，系在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以後，由張先生陪周赴廬山晉谒蔣公。

     張沖(淮南)的助手杜桐荪在緻蕭铮信(《傳記文學》第三十六卷第五期)中明說： 記得在民國二十五年一個盛暑熱天，張淮南(沖)兄命弟陪送周恩來、潘漢年自南京出發，取道京杭國道，上莫幹山晉見蔣委員長，張本人不偕周、潘同行而由弟陪送，無非因事未至公開，避免外間猜測而已。

    當日弟與周、潘抵達莫幹山時，張已先期到達山莊等候，弟任務畢即下山，夜宿西湖蝶來飯店，翌日張與周、潘亦至蝶來飯店，共進午餐後即各自分道，周、潘去上海，弟與淮南兄返南京。

    此次周、潘上莫幹山晉見蔣委員長即周之悼張淮南兄文中所提“一登莫幹兩至匡廬”之事，其事既發生在二十五年六七月間，因此周緻陳果夫、陳立夫兩先生九月一日函之年份，當為民國二十四年無疑。

     應當指出，周恩來不可能于一九三六年的夏天見到蔣介石，“一登莫幹，兩至匡廬”都在一九三七年。

    西安事變前，國共秘密談判的對手主要是陳立夫與潘漢年。

    周恩來是想出馬的，但是由于談判情況不佳，所以毛澤東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發給潘漢年的密電有謂：“目前此事無從談起，恩來事忙，暫難出去。

    ”(署名東、天亥電，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五冊)盡管如此，誠如張沖助手杜桐荪所說：“在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九月一日之前，國共雙方已有多次接觸協商，故在邏輯上周沒有遲到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始緻函二陳先生從頭重新接洽和談的道理。

    ”(《誰教史達林說話？》，《傳記文學》第四十二卷第五期，頁五十五)标明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博古關于南京來人談話結果緻張聞天、毛澤東電”，今猶存北京中央檔案館。

    同年八月十四日，毛澤東還有函緻宋子文，提及秘密使者董健吾，謂：“托緻鄙意，不知已達左右否？”(見《毛澤東書信選集》，頁四十五至四十六)哪裡還需要等到一九三六年的九月一日，由周恩來寫信給陳氏昆仲，請他們“進言”，豈非猶如“置馬于車前”(puthorsebeforethecart)之謬嗎？再看周函的内容。

    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天津日軍演習巷戰，足稱“近者寇入益深”；八月下旬日軍武官高橋、羽山到達綏遠，迫使綏遠各級黨部停止工作，辦理結束，由僞蒙接收，正合“僞軍侵綏，已成事實”。

    同時毛澤東率紅軍第一方面軍自巴西抵河西，活躍于西北，并早已呼籲抗日。

    徐向前之第四方面軍亦已抵達陝南，劉志丹早據陝北。

    閻錫山于七月二十二日紀念周上報告，說是陝北二十三縣幾完全赤化，蔣介石也早于六月十四日發表《告川康陝甘甯青民衆協助剿匪書》。

    完全與周函“敝方自一方面軍到西北後，已數做停戰要求，今二、四兩方面軍亦已北人陝甘”所陳述的相吻合。

     正由于周恩來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緻函兩陳，陳立夫遂于一九三五年聖誕節前一天，奉蔣介石之命與懂俄語的張沖同行，二人均持化名護照，由上海經馬賽到柏林。

    然而因秘密曝光，乃不敢徑往莫斯科。

    (參閱陳立夫《成敗之鑒》，頁一九六至一九九)蔣介石遂改變計劃，一方面，令陳立夫回南京與蘇俄駐華大使交涉；另一方面，密令自俄回國述職的鄧文儀重返莫斯科，轉達和談條件。

    蘇聯怕刺激日本和德國，不願與華有任何同盟關系，但可考慮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蔣特别要求蘇聯不得趁日本侵華時，“直接或間接侵華”。

    他并不擔心蘇聯會“直接”侵華，要點是“間接”，意指援助中共。

    陳立夫自承：“其實我們要和蘇俄訂互不侵犯條約，旨在使蘇俄不要趁中日戰争而幫助中共。

    ”(《成敗之鑒》，頁一九九)這段秘辛告訴我們，蔣介石之所以積極與蘇聯搭線，就是怕兩邊作戰，并借與蘇聯締約以孤中共之勢。

    所謂“聯共抗日”隻是表面文章。

     周恩來對蔣介石聯共抗日計劃，自表歡迎，并重述中共抗日立場，當然不知蔣之謀略，更不知其中深藏聯俄制(中)共的暗盤。

    于是陳立夫把潘漢年請到南京，直接談判。

    陳立夫說，經多次磋商後， 宣言及條件的文字都已大體談妥，周恩來(應系潘漢年之誤)乃欲回延安複命，餘乃令張沖陪其去西安，順便往見張學良，由周口中說出我們雙方對共同抗日，大緻已有協議，以免張再唱抗日高調，以保實力。

    潘則留京續洽，不料事隔數日，西安事變忽起，當時張沖與周恩來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何在也。

    其共赴國難宣言，于七七事變後，于同年九月二十二日與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同日公布。

    (《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 這段話，既把人名搞錯，誤将潘漢年寫作周恩來，又把日子搞錯，《中蘇互不侵犯協定》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布的，中共《共赴國難宣言》是九月二十二日公布的，并非“同日公布”。

    此外，陳立夫更掩藏了重要真相，以至于變得莫名其妙：“共同抗日”既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