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大體談妥”，并已告知張學良，為什麼還會發生因蔣不抗日導緻西安兵谏的事呢？ 原因在于根本沒有談妥。

    當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潘漢年與陳立夫在上海滄州飯店，讨論《國共兩黨救國協定草案》，預定此次會議後，雙方停戰，然後由周恩來南下簽訂正式協議，解決各項具體問題，但是開會時，陳立夫忽然轉趨強硬，轉達蔣介石的話說： 蔣委員長的意思是：既然共産黨開誠合作，首先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

    其次，紅軍隻可保留三千人，編三個團，師長以上的高級将領一律解職出洋，經過考察半年後按才錄用。

    共産黨作為一個在野政黨參加政府。

    (引自辛子陵《毛澤東全傳》第二冊，頁二三一) 陳立夫在《成敗之鑒》中也提及“商談内容有四點，大要前已言之如下：一、服膺三民主義；二、服從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之指揮；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四、取消蘇維埃組織”。

    (頁二O二)潘漢年曾反問陳立夫：“當初鄧文儀在俄活動，曾養甫派人去蘇區，所談均非收編而是讨論合作，蔣先生為什麼目前有此設想？大概是誤認為紅軍已到了無能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議。

    ”(《潘漢年就與南京政府談判合作抗日給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的報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這已不是合作，而是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作業，中共當然不可能接受，誰又肯不戰而降呢？潘陳談判遂無結果，蔣介石想收編而不是合作，可見之于他後來所寫的《蘇俄在中國》： 中日戰争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對蘇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問題的解決。

    我對于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解除，爾後對他的黨的問題才可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

    民國二十三年底，五次圍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陳立夫擔當這一政治任務。

    (頁七十二) 明言“中共武裝必先解除”，這怎麼可能呢？中共的基本立場是“在實行抗日與保存蘇區、紅軍等基本條件下，成立雙方之統一戰線”。

    (見楊天石《民國掌故》，頁一九一)國民黨原在情勢所逼下，答應此一統一戰線，然而何以蔣介石的态度突趨強硬呢？因為陳立夫與蘇聯大使商談互不侵犯條約時，獲得蘇方首肯：“他們(指中共)如果不聽話，你們(國民黨)把他們消滅算了。

    ”(轉引自辛子陵《毛澤東全傳》第二冊，頁二三二)這正是陳立夫在回憶中所說的：“這時候蘇聯隻希望能促成中日戰争，他們就是犧牲了中共，亦在所不惜，國家至上，勢所必然。

    ”(《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陳立夫怎麼知道蘇聯肯“犧牲中共”？除了得自蘇方的允諾，哪有别的？蘇聯肯犧牲中共也不稀奇，斯大林本來就不喜歡毛澤東，而且在毛打敗蔣介石之前，根本不相信毛有成功之可能。

    遲至一九四八年，斯大林才承認對中共估計錯誤，在二戰後猶直告中共同志奪權無望，而應與蔣介石“妥協”(modusvivendi)。

    (見Dedijer，TitoSpeaks，P．322) 蔣介石知道可以蕩滅殘餘共軍，而不會影響中蘇關系，才從停攻延安到猛力進攻延安。

    毛澤東于十一月十二日複潘漢年電文中，即有“近日蔣先生猛力進攻”之語。

    (電文見《文獻與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合刊本)這樣高姿态強迫張學良剿共，以緻引發西安事變。

    蔣介石事後于《蘇俄在中國》一書中說，西安事變前中共已接受取消紅軍及蘇維埃等，停止内戰，是不确實的。

    果真如此，當張學良在洛陽、西安懇求蔣介石結束内戰，一緻抗日時，為什麼不說一聲?難道對自己的副司令會與事實正好相反的隐瞞?果真如此，又何必逼張剿共?事實很明白，蔣介石帶着滿朝文武到西安來，氣勢洶洶，就是要大舉剿滅不肯接受收編的紅軍的。

    正因如此，才會有張、楊兵谏。

    蔣介石“通匪”是真戲假做，而張學良竟把老蔣的假戲真做起來，打破了他的計劃，難怪此恨終身綿綿不絕，死也不肯饒恕張學良。

     無可懷疑的，西安事變才真正改變了蔣介石的“先安内再攘外”的既定政策。

    蔣介石抗日，乃是被張學良逼上梁山的。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和東北軍在陝西，處境極為苦悶，因為他們不能在東北打日本人，反倒在西北打中國人。

    有一項記錄說，事變前張學良的機要秘書苗劍秋勸他說：“我覺得陝北共黨不過是癬疥之疾，日本軍閥對我們的侵略才是百年大患呢!副司令應該建議蔣先生放下槍杆，同陝北合作對外。

    ”張學良聽了，說：“我的職務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這種想法太渾蛋了!”苗劍秋說：“你才渾蛋呢!放着國難家仇不報，一天到晚的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戰，你憑什麼資格罵我渾蛋？”張學良是有度量的人，他說：“你說得對，我們兩個都是渾蛋!”(參閱右軍《西安事變的前因後果》)因此，西安事變的原因，簡單說，就是張學良和東北軍不願再做渾蛋。

    他們希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人去打日本人。

     張學良本來的打算是先由他跟中共談攏，再由他向蔣介石進言，最後大家一緻對外。

    在跟中共談攏這一點上，他已經成功，中共對他信誓旦旦，甚至“願受指揮、願受監視，任何時候可以随意譴責”，都無不可。

    在與中共談攏的過程中，張學良甚至大哭，周恩來也陪他哭(參閱石川忠雄《中國共産黨史研究》)，這樣子敲定，當然使張學良感動。

    于是“各以勿食言為約”後，就等張學良“當向蔣公竭力進言”了。

    不料他在“向蔣公竭力進言”一點上，始終不成功，他以“巨額私款接濟中共，中共自行撤出瓦窯堡等等，都表示了中共在套他的交情，等待他兌現中國人一緻對外的大希望。

     在這種等待中，張學良的心理壓力愈來愈重，深感不達到“竭力進言”是不行了，最後，他在其他因素的相激相蕩下，終于走上了“兵谏”的路子，即使個人遭到任何損失，也甘願為國犧牲了。

     蔣介石既已決定打完内戰再說，他飛往西安，就是要逼迫張學良、楊虎城服從他的政策，堅不聽張、楊苦勸一緻抗日，更嚴厲督責，并加以威脅。

    最可注意的是，蔣介石在十二月九日，即西安事變發生前三日，寫了一封密函給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全函如下： 力子主席勳鑒：可密囑駐陝大公報記者發表以下之消息：蔣鼎文、衛立煌先後皆到西安。

    聞委員長已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甯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亦來陝谒蔣，聞将以軍政部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隊雲。

    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記者，西安各報亦不必發表為要。

    中正十二月九日。

    (《西安事變資料》第一冊，頁十至一十二) 蔣介石的目的，顯然是想經過《大公報》透露他“剿匪”的決心與布置。

    這種布置當然也同時給張、楊以警告與威脅，可說是蔣氏要達到其目的而采取的非常手段。

    另一方面，張學良于一再試圖改變蔣介石不抗日政策失敗後，為了達到抗日的目的，也采取了非常的手段，不得已于十二月十二日發動兵谏，劫持蔣介石兩個禮拜。

    這就是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件。

     張學良發動兵谏，主要是他少帥一個人的決定，中共事前固然不知情，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更不知情，是以當南京政府懷疑蘇聯策動西安事變，莫斯科十分憤怒，并向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黻提出抗議。

    (見《蔣廷黻回憶錄》，頁一九八至一九九)俄國人既與蔣介石已有尚未公布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為什麼以及憑什麼命令素無淵源的張學良抓人？ 事變後一日，中共在張聞天的窯洞裡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十二月十五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十五人發表《關于西安事變緻國民黨國民政府電》，說是“西安事變，驚傳蔣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實蔣氏對外退讓、對内用兵、對民壓迫三大錯誤政策之結果”。

    又說：“公等果欲自别于蔣氏，停止正在發動之内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聯合各黨、各派、各軍、各界，組織統一戰線政府。

    ”此時中共顯然仍是“讨蔣抗日”的立場，然而蔣既不在他們手中，是否“交付國人裁判”，并非他們所能控制。

    不過，周恩來于十二月十七日晚上應張學良之請抵達西安後，得以商定和平解決五項條件如下： 一、立停内戰，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

     二、下令全國援綏抗戰。

     三、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

     四、成立抗日聯軍。

     五、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武裝群衆，開救國會議，先在西安開籌備會。

     從此一協議可知，中共立場已漸由“讨蔣抗日”，傾向張學良“擁蔣抗日”的主張。

    中共在十九日又召開擴大會議，接受了“保蔣安全，消弭内戰”的意見。

    盛傳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共産國際來電施壓所緻，是不确實的。

    共産國際确有“指示”，但至十二月二十日才到達保安(見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時緻周恩來電)，有關和平解決的方針早已定下來了。

    張學良兵谏之目的始終是“擁蔣抗日”，一旦蔣答應抗日，哪有不和平解決之理？說共産國際“指示”中共，中共影響張學良，未免小看少帥的決心與獨斷。

    其實，張學良甚有主意。

    當西安事變順利解決後，張學良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就因為張學良的兵谏目的已達，蔣介石答應停止内戰。

    但蔣氏回到南京後，口口聲聲說沒有答應任何事，如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五屆三中全會時，報告西安事變經過有雲：“中正始終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聽其有何陳說。

    ”他以領袖人格保證的諾言，雖口說無憑，然而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放棄先安内的政策是最好的證明。

    證明張、楊的兵谏的确促使他把對内的槍杆子對外，也就是說不再打内戰而一緻對外，也就是說對日本的侵略，不再忍辱負重、不再退讓。

    此一“不再”之後，除非日本軍閥停止侵略，抗戰的爆發乃是時間的問題。

    果然，盧溝橋事件一發生，中國一抵抗，全面戰争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西安事變與抗戰爆發的因果關系，十分明顯。

    若問抗戰是怎樣抗起來的，一個最簡單的答複就是西安事變，因為此事徹底改變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西安事變達成停止内戰、全國一緻抗日，也即是此一事變的曆史意義。

    目的達到，當然是一種成功。

    對蔣介石及國民黨而言，也是成功的，因事變之後，蔣介石個人的聲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後所未有)。

    他的聲望大增，當然是由于全國人民相信他将領導抗戰。

    對共産黨而言，也是成功的，由于停止内戰使紅軍獲緻喘息、重整以及發展的機會。

    唯一失敗的是事變兩主角。

    張學良被軟禁，楊虎城全家被謀害。

    而且，最想抗日的東北軍，不準抗日，慘遭解散!張、楊因促成抗戰而遭大殃，确是一個曆史性的大諷刺。

     但是此一大諷刺并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蔣介石處心積慮造成的。

    西安事變之後，蔣委員長決心領導全國抗日，聲望如日中天，他豈能予人一種被迫抗日的印象？所以，他一再否認西安事變有任何積極的作用與意義，一口咬定是一犯上作亂的叛逆事件。

    他之所以安全脫險，是由于他自己的精神感召!因而不惜僞造所謂《蔣委員長對張楊訓詞》、不惜軍事審判張學良、不惜囚張殺楊、不惜宣揚張、楊乃是目無法紀的軍閥餘孽。

    這一切都在制造懲罰叛逆的印象，而極力“淡化”對抗日所起的積極作用。

     蔣介石掩遮西安事變真相的主要工程是《西安半月記》。

    他說是當時的日記，因此不少曆史學者就把它當實錄來引證。

    吳天威的英文專著《西安事變：中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