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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蜀中無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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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吳興失守。

    二十四日,布魯塞爾會議閉幕,所得之決議僅僅是重申普遍原則,促中日雙方和談,中止戰争,完全暴露沒有強制力的根本弱點。

    日本照樣進軍,二十五日,無錫失守、長興失守。

    二十九日,宜興失守、武進失守。

    三十日,溧陽失守、廣德失守。

    十二月一日,德國外交部長牛拉特(BaronvonNeurath)告知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說:“為中國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慮便拒絕日本的和平建議,還是盡速議和為好。

    中國政府遲延議和的時間愈久,中國國家解體的危險也愈大。

    ”(美國國務院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1918—1945,P.787)十二月二日,蔣介石召集軍事長官彙報,先由外交部次長徐谟報告陶德曼從漢口到了南京。

    各将領問:日本有無旁的條件?徐谟說:據陶德曼所說,隻是所提出的七條件,并無别的條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

    蔣介石就問唐生智的意見,唐生智還沒答,又轉問白崇禧。

    白崇禧說,隻是如此條件,那麼為何打仗?徐谟說:陶德曼所提者隻是此數項條件。

    蔣介石又問徐永昌。

    徐永昌說隻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

    又問顧祝同,也說可以答應。

    再問唐生智,也贊同各人的意見。

    蔣介石就表示:一、德國調停不應拒絕,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

    ——蔣介石顯然慌了。

    那天下午五點,他接見陶德曼,“願意以德國大使閣下所提出的各點作為談判的基礎”。

    另表達兩點:一、中國深望:在恢複和平的全部過程中,德國通過調停予以幫助;二、中國在華北的主權和行政權不得改變,必須維持其完整。

    這就是說:一、一切結果,要請德國人背書,德國人不要放手;二、但求保住華北就好了,東北也不要了,内蒙也不要了。

    最後蔣介石要求:“必須強調提醒日本:在談判完成以前,不要公布任何提出的條件。

    ”(參閱《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頁一一三)這顯然是丢不起人,一切要偷偷摸摸地幹。

     蔣介石遂于十二月三日再度約見陶德曼,感謝德國政府努力斡旋,願意接受日本十一月的條件為和談基礎:一、中國接受該條件議和;二、華北領土與主權獨立完整;三、德國自始至終調停;四、和談不涉及與第三國之協議。

    (見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P.787—789)陶德曼得到蔣介石的“毅然許諾”後,轉報回國。

    德國外交部認定“日本的建議,差不多在所有的要點上都已得到了滿意的反應”,遂在十二月七日,轉告日本。

    可是,此時日軍已逼近南京,氣焰特甚,廣田外相也對以一個月前的條件為和談基礎,表示懷疑(見同書,頁七九九),調停發生了意外的變化。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

     暴日雖相逼如是之甚,蔣介石雖發表一貫抵抗日本的宣言,但陶德曼調停并未因此中斷。

    十二月二十二日,德國大使在漢口提出日本所開的新條件,重點是:一、中、日、滿(滿洲國,即中國東北)共同防共;二、設立非武裝區,并在必要區域内成立特殊政權;三、中、日、滿經濟合作;四、對日本賠款。

    日本還提出和約締結之前,不停止軍事行動,并要求中國政府于年底以前接受這些條款。

    這種條件,連德國也認為太苛刻了,德駐日大使狄克遜即認為中國政府不可能接受。

    (見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P.804)德國政府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照會日本,此種結果将無助于“反共産國際協議”。

    (見同書,頁八一一)廣田辯稱條件可以修改,不過日本駐英大使又謂,日本願盡早結束戰争,然若蔣介石不接受日方條款,則将與中國地方政府媾和。

    (參閱同書,頁八一一、八一二、八一三)盡管如此,蔣介石還是不敢斷然拒絕,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派出外交部長王寵惠,向陶德曼說:“經過适當的考慮後,我們覺得,改變了的條件範圍太廣泛了。

    因此,中國政府希望知道這些新提出的條件的性質和内容,以便仔細研究,再做确切的決定。

    ”(見同書,頁八一五至八一六)日本外相廣田雖說将依此與内閣讨論,實對中國政府的回複極為不滿,乃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十時半,将日方強硬回應請德方立即轉給漢口,并要求中止德國調停,此即日本首相《近衛文麿聲明》,宣稱“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見《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書》第二冊,頁三八六至三八七)蔣介石亦在一月十八日做了自我澄清的聲明,謂中國将為領土完整及其主權奮戰到底。

    至此,和談好像是徹底破裂了。

    事實上,德國調停雖然結束,蔣日間和談的線索并未中斷。

     蔣介石于一九三八年春就已建立起渠道,主要是靠孫中山的日本舊友,如萱野長知(一八七三—一九四七)、小川平吉(一八六九—一九四二)、頭山滿(一八五五—一九四四)、秋山定輔(一八六六—一九五O)等。

    這批人看似民間人士,實與日本政府關系密切,他們站在其本國利益的立場,又與國民黨有曆史淵源,自願為兩邊奔走和平。

     蔣日之間的秘密接觸,初由南京失守後出任行政院長的孔祥熙主其事,在香港設有秘密辦事處,由柳雲龍、杜石山(又作石珊)負責。

    日方資料稱柳為蔣介石的外甥,或稱蔣母妹妹的兒子,宋美齡曾親自到香港“指導”,全盤都是蔣門作業。

     根據日本外務省檔案,國府行政院長孔祥熙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亦即是日相近衛已宣布不以國府為談判對手之後,曾電請頭山滿“主持正義,力挽狂瀾,設使貴國軍人早日醒悟”。

    同年三四月間,萱野長知的助手松木藏次與孔祥熙的親信賈存德,在上海中國旅行社秘密見面商談,松本傳達承認滿蒙的要求,賈存德則要求日本撤兵。

    萱野本人也與賈見了面,并由賈帶信經港飛漢口報告孔祥熙。

    孔回信要求雙方即刻停戰,尊重中國主權,至于日方要求解決滿蒙,中國原則上同意,具體問題可于談判時商定。

    萱野回到日本後與小川平吉商讨,覺得孔有誠意,小川遂于六月十日分訪新任日相宇垣一成與前相近衛文麿。

    不過近衛不久之前已宣布“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然小川與宇垣認為仍然需要與國府交涉,必要時可取消舊聲明,故頗支持萱野與孔祥熙繼續談判,不久談判集中到香港。

    孔祥熙又找到萱野老友馬伯援和居正夫人(居正的女兒是萱野的養女)到港相助,特别希望日軍暫勿進攻漢口。

    不過日方又提出蔣介石下野以承擔責任的要求無法解決,孔祥熙願辭行政院長代蔣下野,未為日方接納。

    一時之間,蔣介石的下野問題成為和談的障礙,日本軍方對蔣介石尤持堅決排斥态度。

     約當此時,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于七月五日自香港抵達神戶。

    (參閱《汪精衛集團投敵》,頁二一二至二七三)高氏日本之行,論者每想當然,以為奉汪精衛之命,其實是奉蔣介石之命,專治汪精衛和平運動的美國學者邦克(GeraldE.Bunker)曾與高宗武做多次訪談,論定高直通蔣介石,“絕非汪之代理人”(KaoinnosenseactingasWang’sagent)。

    (見Bunker,ThePeaceConspiracy,P.75,80)高宗武早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就奉命在香港設立以“日本問題研究所”為名的情報機關,暗中與日方聯系。

    三月二十七日,曾與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甯在港和日人西義顯等會晤後,飛往漢口,于四月三日提出報告,并于五日晨“晉谒委座”。

    四月十四日,高自漢飛港,“負有秘密使命也”。

    (《周佛海日記》上冊,頁七十八、八三十)據西義顯《悲劇的證人——中日和平運動秘史》說,蔣介石要高氏轉達:“東北與内蒙問題,可留待他日再談,惟河北省應即交還中國,長城以南中國領土與主權之完整,日方應予尊重。

    上項條件獲日方之諒解,則先行停戰,再行談商細節。

    ”五月三十日,高宗武又自香港來漢口,當時已任宣傳部代部長的周佛海,把他送往陳布雷處。

    (《周佛海日記》上冊,頁一O六)六月五日,高又“奉命飛港”。

    六月二十五日,梅思平谒汪精衛後往見周佛海,“談對宗武赴日之推測”。

    (同書,頁一一六)可見高宗武赴日之前,漢口已知之,汪、梅、周尚需“推測”,證明高奉蔣命,連他們三人都不知詳情。

    當時在漢口軍令廳工作的張有谷說,七月六日,侍從室命令派機将求和密函,由飛行員湯蔔生駕駛,前往南京,空投給在訪的日本秩父宮親王,若日軍停止關内軍事行動,東北可以割讓。

    (張有谷《保衛武漢時期蔣介石的一件通敵罪行》,《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頁一四一至一四二) 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後,沒有馬上報命,周在七月十九日日記上說:“聞宗武返港數日,迄無消息,布兄亦無所聞。

    ”(頁一二六)顯因日方仍“不以蔣介石為對手”之故,使高覺得無以報蔣之命,結果高宗武于七月二十二日派外交部情報司科長周隆庠,“送其報告呈委座”,沒有諱言“對方堅持要委座下野”,周氏也表示“失望”。

    (見同書,頁一二七)第二天,周佛海去蔣介石公館聚餐時,見蔣“打不起精神”。

    沒過幾天,周就聽說,蔣令“王亮疇(寵惠)托英、美大使,設法由英、美向中日雙方提出停戰,或向中、日雙方提出希望早日結束戰争”。

    (同書,頁一二八至一二九)《蔣總統秘錄》說,高宗武“成了被日軍所利用于為汪兆銘擡轎子的腳夫”(頁二五五八),顯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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