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蜀中無大将

日，吳興失守。

    二十四日，布魯塞爾會議閉幕，所得之決議僅僅是重申普遍原則，促中日雙方和談，中止戰争，完全暴露沒有強制力的根本弱點。

    日本照樣進軍，二十五日，無錫失守、長興失守。

    二十九日，宜興失守、武進失守。

    三十日，溧陽失守、廣德失守。

    十二月一日，德國外交部長牛拉特（ＢａｒｏｎｖｏｎＮｅｕｒａｔｈ）告知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說：“為中國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慮便拒絕日本的和平建議，還是盡速議和為好。

    中國政府遲延議和的時間愈久，中國國家解體的危險也愈大。

    ”（美國國務院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Ｇｅｒｍ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１９１８—１９４５，Ｐ．７８７）十二月二日，蔣介石召集軍事長官彙報，先由外交部次長徐谟報告陶德曼從漢口到了南京。

    各将領問：日本有無旁的條件？徐谟說：據陶德曼所說，隻是所提出的七條件，并無别的條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

    蔣介石就問唐生智的意見，唐生智還沒答，又轉問白崇禧。

    白崇禧說，隻是如此條件，那麼為何打仗？徐谟說：陶德曼所提者隻是此數項條件。

    蔣介石又問徐永昌。

    徐永昌說隻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

    又問顧祝同，也說可以答應。

    再問唐生智，也贊同各人的意見。

    蔣介石就表示：一、德國調停不應拒絕，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

    ——蔣介石顯然慌了。

    那天下午五點，他接見陶德曼，“願意以德國大使閣下所提出的各點作為談判的基礎”。

    另表達兩點：一、中國深望：在恢複和平的全部過程中，德國通過調停予以幫助；二、中國在華北的主權和行政權不得改變，必須維持其完整。

    這就是說：一、一切結果，要請德國人背書，德國人不要放手；二、但求保住華北就好了，東北也不要了，内蒙也不要了。

    最後蔣介石要求：“必須強調提醒日本：在談判完成以前，不要公布任何提出的條件。

    ”（參閱《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頁一一三）這顯然是丢不起人，一切要偷偷摸摸地幹。

     蔣介石遂于十二月三日再度約見陶德曼，感謝德國政府努力斡旋，願意接受日本十一月的條件為和談基礎：一、中國接受該條件議和；二、華北領土與主權獨立完整；三、德國自始至終調停；四、和談不涉及與第三國之協議。

    （見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Ｇｅｒｍ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Ｐ．７８７—７８９）陶德曼得到蔣介石的“毅然許諾”後，轉報回國。

    德國外交部認定“日本的建議，差不多在所有的要點上都已得到了滿意的反應”，遂在十二月七日，轉告日本。

    可是，此時日軍已逼近南京，氣焰特甚，廣田外相也對以一個月前的條件為和談基礎，表示懷疑（見同書，頁七九九），調停發生了意外的變化。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

     暴日雖相逼如是之甚，蔣介石雖發表一貫抵抗日本的宣言，但陶德曼調停并未因此中斷。

    十二月二十二日，德國大使在漢口提出日本所開的新條件，重點是：一、中、日、滿（滿洲國，即中國東北）共同防共；二、設立非武裝區，并在必要區域内成立特殊政權；三、中、日、滿經濟合作；四、對日本賠款。

    日本還提出和約締結之前，不停止軍事行動，并要求中國政府于年底以前接受這些條款。

    這種條件，連德國也認為太苛刻了，德駐日大使狄克遜即認為中國政府不可能接受。

    （見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Ｇｅｒｍ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Ｐ．８０４）德國政府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照會日本，此種結果将無助于“反共産國際協議”。

    （見同書，頁八一一）廣田辯稱條件可以修改，不過日本駐英大使又謂，日本願盡早結束戰争，然若蔣介石不接受日方條款，則将與中國地方政府媾和。

    （參閱同書，頁八一一、八一二、八一三）盡管如此，蔣介石還是不敢斷然拒絕，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派出外交部長王寵惠，向陶德曼說：“經過适當的考慮後，我們覺得，改變了的條件範圍太廣泛了。

    因此，中國政府希望知道這些新提出的條件的性質和内容，以便仔細研究，再做确切的決定。

    ”（見同書，頁八一五至八一六）日本外相廣田雖說将依此與内閣讨論，實對中國政府的回複極為不滿，乃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十時半，将日方強硬回應請德方立即轉給漢口，并要求中止德國調停，此即日本首相《近衛文麿聲明》，宣稱“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見《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書》第二冊，頁三八六至三八七）蔣介石亦在一月十八日做了自我澄清的聲明，謂中國将為領土完整及其主權奮戰到底。

    至此，和談好像是徹底破裂了。

    事實上，德國調停雖然結束，蔣日間和談的線索并未中斷。

     蔣介石于一九三八年春就已建立起渠道，主要是靠孫中山的日本舊友，如萱野長知（一八七三—一九四七）、小川平吉（一八六九—一九四二）、頭山滿（一八五五—一九四四）、秋山定輔（一八六六—一九五Ｏ）等。

    這批人看似民間人士，實與日本政府關系密切，他們站在其本國利益的立場，又與國民黨有曆史淵源，自願為兩邊奔走和平。

     蔣日之間的秘密接觸，初由南京失守後出任行政院長的孔祥熙主其事，在香港設有秘密辦事處，由柳雲龍、杜石山（又作石珊）負責。

    日方資料稱柳為蔣介石的外甥，或稱蔣母妹妹的兒子，宋美齡曾親自到香港“指導”，全盤都是蔣門作業。

     根據日本外務省檔案，國府行政院長孔祥熙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亦即是日相近衛已宣布不以國府為談判對手之後，曾電請頭山滿“主持正義，力挽狂瀾，設使貴國軍人早日醒悟”。

    同年三四月間，萱野長知的助手松木藏次與孔祥熙的親信賈存德，在上海中國旅行社秘密見面商談，松本傳達承認滿蒙的要求，賈存德則要求日本撤兵。

    萱野本人也與賈見了面，并由賈帶信經港飛漢口報告孔祥熙。

    孔回信要求雙方即刻停戰，尊重中國主權，至于日方要求解決滿蒙，中國原則上同意，具體問題可于談判時商定。

    萱野回到日本後與小川平吉商讨，覺得孔有誠意，小川遂于六月十日分訪新任日相宇垣一成與前相近衛文麿。

    不過近衛不久之前已宣布“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然小川與宇垣認為仍然需要與國府交涉，必要時可取消舊聲明，故頗支持萱野與孔祥熙繼續談判，不久談判集中到香港。

    孔祥熙又找到萱野老友馬伯援和居正夫人（居正的女兒是萱野的養女）到港相助，特别希望日軍暫勿進攻漢口。

    不過日方又提出蔣介石下野以承擔責任的要求無法解決，孔祥熙願辭行政院長代蔣下野，未為日方接納。

    一時之間，蔣介石的下野問題成為和談的障礙，日本軍方對蔣介石尤持堅決排斥态度。

     約當此時，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于七月五日自香港抵達神戶。

    （參閱《汪精衛集團投敵》，頁二一二至二七三）高氏日本之行，論者每想當然，以為奉汪精衛之命，其實是奉蔣介石之命，專治汪精衛和平運動的美國學者邦克（ＧｅｒａｌｄＥ．Ｂｕｎｋｅｒ）曾與高宗武做多次訪談，論定高直通蔣介石，“絕非汪之代理人”（ＫａｏｉｎｎｏｓｅｎｓｅａｃｔｉｎｇaｓＷａｎｇ’ｓａｇｅｎｔ）。

    （見Ｂｕｎｋｅｒ，TｈｅＰｅａｃｅ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Ｐ．７５，８０）高宗武早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就奉命在香港設立以“日本問題研究所”為名的情報機關，暗中與日方聯系。

    三月二十七日，曾與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甯在港和日人西義顯等會晤後，飛往漢口，于四月三日提出報告，并于五日晨“晉谒委座”。

    四月十四日，高自漢飛港，“負有秘密使命也”。

    （《周佛海日記》上冊，頁七十八、八三十）據西義顯《悲劇的證人——中日和平運動秘史》說，蔣介石要高氏轉達：“東北與内蒙問題，可留待他日再談，惟河北省應即交還中國，長城以南中國領土與主權之完整，日方應予尊重。

    上項條件獲日方之諒解，則先行停戰，再行談商細節。

    ”五月三十日，高宗武又自香港來漢口，當時已任宣傳部代部長的周佛海，把他送往陳布雷處。

    （《周佛海日記》上冊，頁一Ｏ六）六月五日，高又“奉命飛港”。

    六月二十五日，梅思平谒汪精衛後往見周佛海，“談對宗武赴日之推測”。

    （同書，頁一一六）可見高宗武赴日之前，漢口已知之，汪、梅、周尚需“推測”，證明高奉蔣命，連他們三人都不知詳情。

    當時在漢口軍令廳工作的張有谷說，七月六日，侍從室命令派機将求和密函，由飛行員湯蔔生駕駛，前往南京，空投給在訪的日本秩父宮親王，若日軍停止關内軍事行動，東北可以割讓。

    （張有谷《保衛武漢時期蔣介石的一件通敵罪行》，《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頁一四一至一四二） 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後，沒有馬上報命，周在七月十九日日記上說：“聞宗武返港數日，迄無消息，布兄亦無所聞。

    ”（頁一二六）顯因日方仍“不以蔣介石為對手”之故，使高覺得無以報蔣之命，結果高宗武于七月二十二日派外交部情報司科長周隆庠，“送其報告呈委座”，沒有諱言“對方堅持要委座下野”，周氏也表示“失望”。

    （見同書，頁一二七）第二天，周佛海去蔣介石公館聚餐時，見蔣“打不起精神”。

    沒過幾天，周就聽說，蔣令“王亮疇（寵惠）托英、美大使，設法由英、美向中日雙方提出停戰，或向中、日雙方提出希望早日結束戰争”。

    （同書，頁一二八至一二九）《蔣總統秘錄》說，高宗武“成了被日軍所利用于為汪兆銘擡轎子的腳夫”（頁二五五八），顯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