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蜀中無大将

蔣介石的一面之詞。

    蔣于失望之餘，悻悻然竟不承認派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談判的事了。

     周佛海在七月二十六日記道：“與隆庠談半小時，囑其明日赴港，轉達一切。

    ”轉達什麼，雖不知道，很可能是為了可以接受的和平，如不與蔣為對手，非要蔣下台不可，則可由國民黨元老汪精衛出馬。

    所以高宗武并沒有就此在香港養病，而是繼續在港、滬兩地與日方交涉，尋又有梅思平參與其事，最後才會有近衛的新聲明與三原則。

     經過萱野長知與賈存德的溝通，日方雖仍要蔣下野，然而若蔣決心“鏟共親日，媾和爾後有辦法”。

    所謂辦法，即體諒蔣一時不能下野的苦衷，答允隻須預先做下野表示，“而在和平之後自動實行，當亦無妨。

    ”（《小川平吉關系文書》（一），頁五九六）宇垣還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準，與孔祥熙在軍艇上晤面的計劃。

    至此，日方實已修正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主張。

    九月二十五日馬伯援自港取道河内赴渝，與蔣介石、孔祥熙詳商。

    蔣也派鄭介民到香港會談。

    蔣日和談即将一拍即合，奈日本内部一直有矛盾，陸相與外相意見尤其不合。

    陸相闆垣征四郎認為漢口即下，國府即将投降，無須發表撤兵聲明，并指外相宇垣要與孔祥熙談判為“國賊”，反對和議。

    宇垣被迫于九月二十九日辭去外相職務，那已經準備的不尋常會談也告流産。

    （參閱楊天石《尋求曆史的謎底》，頁六Ｏ八至六一○；施樂渠《蔣介石在抗戰期間的一件陰謀活動》，《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頁六十五至六十七） 日本軍閥果于十月二十五日攻占武漢，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号召“繼續貫徹持久抗戰”，但是暗中仍繼續與萱野等民間人士保持聯系。

    然而日本雖攻下武漢，并不如軍方所想，中國會投降。

    日本政府顯然憂心孤軍深入，久戰不決，增強了媾和意願，梅思平也有了成績。

    周佛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有記，頗堪玩味： （梅思平由港來，略談，即偕赴汪公館，報告與宗武赴滬接洽經過，并攜來雙方簽字條件及近衛宣言草稿。

    （頁一九四） 這個草稿，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近衛政府發表所謂調整中日邦交，“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的聲明（亦稱近衛第三次對華聲明，全文見《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書》第三冊，頁四○七）。

    發表前将近一個月，重慶方面已經知道底案。

    蔣、汪既然都主和，此三原則無疑可作為和談的基礎。

    蔣、汪的争執絕非主戰、主和之争，蔣之不願附和，顯然因為近衛沒有明确撤銷先前不與他為對手的聲明，而汪則認為應做積極回應。

    當蔣堅持不肯，汪乃決定脫離重慶，自由表達和平主張，配合近衛三原則的發表，在輿論上造勢，逼蔣走向談判桌來。

     汪精衛自重慶出走，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事，這天他由重慶飛往昆明，十九日再由昆明轉往河内。

    二十一日，張群電蔣介石，說汪精衛有電給他，說“拟對和平及防共問題以去就争”。

    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第三次發表“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之聲明”，提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

    且以絕無領土野心，尊重中國主權，不要求軍費賠償為說。

    二十四日，龍雲電蔣介石，說汪精衛有電叫他代轉，内容是：“在渝兩次谒談，如對方所提非亡國條件，宜及時謀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禍，詳容函陳。

    ”二十六日，蔣介石在紀念周上宣布說：“汪先生請假四個月，出國養病，希望早日回來，共商大計。

    ”二十八日，汪精衛有信緻蔣介石，認為日方提出三原則之後，“我方如聲明，可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進而“結束戰争，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要求“毅然決定，見之施行”。

    汪精衛這封信，收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國民黨黨史會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第三冊裡。

    但信中提到的十二月二十八日“茲有上中央電”，卻被做了手腳，未見收入。

    現據一九四一年三月汪政權宣傳部出版的《和平反共建國文獻國民政府還都周年紀念冊》所收，抄錄如下： 茲有上中央一電，除拍發外，謹再抄呈一紙，以備鑒。

    本月九日，銘谒總裁蔣先生，曾力陳現在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兩者皆有困難，兩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無可望。

    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協助，蘇聯之不反對，德意之不作難，尤期待日本之覺悟；日本果能覺悟中國之不可屈服，東亞之不可獨霸，則和平終當到來。

    凡此披瀝，當日在座諸同志，所共聞也。

    今日方聲明，實不能謂無覺悟。

    猶憶去歲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畫，且較此為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後日方遷延，南京陷落之後，改提條件，範圍廣漠，遂緻因循。

    今日方既有此覺悟，我方自應答以聲明，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而努力折沖，使具體方案得到相當解決，則結束戰事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誠為不可再失之良機矣。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見其端倪，惟此等助力僅能用于調停，俾我比較有利，絕不能用于解決戰争，俾我得因參戰而獲得全勝，此為盡人所能知，無待贅言。

    蘇聯不能脫離英美法而單獨行動，德意見我肯從事和平談判，必欣然協助，國際情勢，大緻可見。

    至于國内，除共産黨及惟恐中國不亡、惟恐國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國國民黨不滅之少數人外，想當無不同情者。

    銘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始敢向中央為此提議；除已另函蔣先生陳述意見外，僅再披瀝以陳。

    伏望諸同志鑒其愚誠，俯賜贊同，幸甚，幸甚。

    專此，敬候公祺。

     汪精衛此電把陶德曼調停經過說得很明白，調停之所以失敗，因日方改變十一月份可以接受之條件，現在日本既已“覺悟”，回到原來可被蔣介石接受的立場，甚至更加明确，豈有相拒之理？到了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衛即發出著名的豔（“豔”是二十九日電報代日的簡寫，電載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新聞報》）電給重慶，再度敦促接受調整中日邦交三原則，作為和談的基礎。

    汪氏這三個文件，俱收入《和平反共建國文獻》之中，基本重點隻有一個，就是“如能以合于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争”，則不妨結束。

    汪精衛認為：與日本和談，并不是他個人的私見，他說南京尚未陷落前，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從事調停，當時日本開的價碼比現在還苛，但是“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

    如今一年仗打下來，中國已由武漢撤守而退往四川，處境更差，但日本開的價碼反倒比去年寬了，既然這樣，為什麼不能談和？抗戰的目的既然在保國家的生存獨立，如果能以和平得之，為什麼一定要打？ 汪精衛能夠從重慶出走，雖說汪氏副總裁身份特殊，無人敢擋駕，但出走的不止汪一人，陸陸續續，難道蔣介石的特務皆視而不見？再說出走有目的，難道戴笠連這一點情報都沒有？其中必有文章。

    據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的回憶，當時就有人說這是“蔣介石汪精衛唱雙簧”，馮玉祥舉出最明顯的理由是： 那時重慶交通完全由軍統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買飛機票都要先登記，經過審查、核準，高級官吏更要先經蔣介石個人批準，汪精衛帶着曾仲鳴、林柏生以及許多人乘坐專機飛昆明，事先既沒有政府與黨部給他什麼任務，戴笠豈有不先報告蔣的道理？說汪精衛是潛逃出重慶，斷不可能。

    汪到了昆明，龍雲還有電報來報告蔣，如蔣要阻止他，是絕對做得到的。

     對馮玉祥這段話，我們找出一件文件上的旁證。

    一九八一年九月國民黨黨史會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第三冊裡，曾收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龍雲以汪兆銘經滇飛往河内呈蔣委員長之效電》，内容是： 重慶，委員長蔣鈞鑒：僭密。

    汪副總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後二時半已離滇飛航河内。

    昨夜及臨行時兩次電詳呈。

    職龍雲。

    效秘印。

    （頁四十六） 這一秘密電文中，最令人注意的是，汪精衛到雲南的當晚，龍雲就“電呈”了蔣介石；在汪精衛次日臨行時，又再度“電呈”了蔣介石。

    可見馮玉祥所說“如蔣要阻止他，是絕對做得到的”，是确實的。

     關于這一疑案，朱子家（金雄白）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李敖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中，也有論述如下： 當年盛傳的蔣汪雙簧，是應該有其可能的，連日本人也感覺到了這一點，他們曾公然對我說過：“你們中國人是夠聰明的，像是在賭台上賭大小，重慶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歸，開出來總有一面是會被押中，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們中國人中之一面。

    ”因為如果汪氏的出走，事前不得重慶方面的默許，他不能離開重慶，自更不能離開國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個旁證，汪氏在離渝前曾對陳公博說過：“我在重慶主和，人家必誤會以為是政府的主張，這是于政府不利的。

    我若離開重慶，則是我個人的主張，如交涉有好的條件，然後政府才接受。

    ”（陳公博《八年來的回憶》）據此而觀，最後兩語，意義太明顯了。

    是由汪氏出面去與日本交涉，條件不好，由汪氏獨任其咎；有好條件，政府才出面接受，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雙簧嗎？ 但褚民誼在蘇獄中說過幾句話：“早有人處心積慮，想把一隻臭馬桶套在汪先生頭上。

    這次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既經動了手，就絕不會輕易放過了。

    ”那豈不是說，本來約定是做假戲，但一出場，就變成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