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蜀中無大将

真戲了。

    這說法的真實性究竟如何呢？又安得再起汪氏于地下而問之?選（頁八九八） 這裡說“本來約定是做假戲，但一出場，就變成做真戲了”，倒是很可能的。

    以殷汝耕為旁證，就可明白。

    殷汝耕在一九三五年成立冀東政府，抗戰勝利後被捕，在獄中，他終日念佛，了無嗔意，被提出槍斃時，還從容得很。

    檢察官問他有沒有遺言要留，他說：“我很奇怪，當初不是要我組織冀東政府的，為什麼今天要槍斃我？”類似殷汝耕的疑案，在缪斌、王克敏等人身上，也都發生過。

     汪精衛到河内主要目的就是發表和平主張，采納與否，權在中央。

    故發表豔電之後，即準備赴法休養。

    然而當谷正鼎送來護照與旅費後不久，卻發生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河内刺汪案，結果誤中副車，殺死了汪氏秘書曾仲鳴，另有五人受傷。

    河内法院抓了幾個人，以一般兇殺案，草率處理了事。

    汪氏本人肯定是重慶派人幹的，故在《曾仲鳴先生行狀》中說：“法文各報皆以大字标明藍衣社所為，且叙兇手供稱，謀殺目的實在兆銘。

    ”（《曾仲鳴先生殉國周年紀念集》卷首）但一時沒有确切的證據。

    哪知兇手們到台灣之後，忽覺自己是鋤奸的英雄，一一亮相，如陳恭澍等大寫回憶，無異招認，甚至實際開槍的王魯翹也當上台北警察局長，侃侃而談，不久遭離奇車禍死亡。

    河内刺汪案終大白于世，原來是特務頭子戴笠奉蔣介石之命幹的，戴笠還于二月底三月初親往河内布置。

    谷正鼎兩度訪汪，很可能與戴配合，以觀形察勢，做好謀殺的準備工作。

    也可能是單線，谷如陳立夫一樣不知情。

     我們不認為汪精衛出走前與蔣有默契，汪于一九四Ｏ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緻蔣介石感電猶謂：“兆銘痛感豔電以來，荏苒歲月，國命益殆，民病益深，故不及待執事之贊成，亦不及顧執事之反對。

    ”（《和平反共建國文獻》，頁一四三）但是我們認為蔣眼開眼閉讓汪等出走，特務固不敢攔汪，但特務不會上告蔣來做決定嗎？蔣不攔汪，必須從蔣本人的主和意願來理解。

    他把汪等當試驗氣球，放出去瞧瞧。

    然而蔣為何又要謀殺汪精衛呢？我們的理解有兩種可能性，其一是蔣氏“兔死狗烹”哲學，讓汪發表和平主張之後，由他後續完成，免得日本人想與汪做對手。

    其二，如果不除去汪，搞不好，和議成功卻讓汪氏取而代之。

    更何況汪氏途經雲南，與龍雲相處甚笃，如果龍雲加以響應，将更增加汪之聲勢，故明知汪有赴法打算，仍怕夜長夢多，為以後蔣日和談制造麻煩，于是不惜遣特務殺之。

     可是誤中副車之後，反而弄巧成拙。

    這一毒辣的行動，刺激了汪精衛，汪乃在三月二十七日發表“舉一個例”，公布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的國民黨秘密會議記錄，即“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記錄”，證明了主和之意，國民黨大員皆有之，蔣介石尤其主其事。

    文中并提出三個疑問： 第一、德大使當時所說，與近衛内閣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聲明相比較，德大使所說，可以為和平談判之基礎，何以近衛聲明不可以為談判之基礎？ 第二、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尚未陷落，已經認為和平談判可以進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南京、濟南、徐州、開封、安慶、九江、廣州、武漢，均已相繼陷落，長沙則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燒個精光，和平談判，反不可以進行？ 第三、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國防最高會議諸人，無論在南京或在武漢，主張均已相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又會主張不同，甚至必将主張不同的人，加以誣蔑，誣蔑不足，還要奪其生命，使之不能為國家效力？（《和平反共建國文獻》，頁八至九） 不僅此也，激動的汪精衛觸發了烈士性格，為死友、為主張，幹脆一不做二不休，不去法國了，也不理蔣介石高興不高興，徑自去與日本人談。

    …… 有趣的是，蔣介石公開譴責以及謀殺未遂汪精衛之後，繼續經由萱野轉告新上任的有田八郎外相：他正積極布置準備對付共産黨以及對日和平之意不變。

    其實，不僅嘴巴上說，還起而行，于一九三九年年初召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時，明顯展示反共态度，以配合近衛三原則之二，并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

    陳誠于二月三日緻電在香港的柳雲龍說： 今組織之國防委員會，網羅朝野人員，置于蔣氏一人之下，時機一至，便可運用和平而無阻。

    （《杜石山緻萱野長知》，載《小川平吉關系文書》（二），頁六○八） 一個月之後，蔣介石親自發電給柳雲龍、杜石山說： 石山兄台鑒：曆次來電，暨萱野翁前日來電，均已誦悉，中日事變，誠為兩國之不幸，萱野翁不辭奔勞，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礎，必須建立于平等與互讓原則之上，尤不能忽視盧溝橋事變前後之中國現實狀态。

    日本方面，究竟有無和平誠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實詢明，伫候詳複。

    蔣中正蒙。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此電緊要處，為蔣明顯可以接受“盧溝橋事變前後之現實”，也就是說滿蒙可以不要，但須重尊中國本部之主權，亦即是陶德曼調停時的第一個日本方案。

    但蔣怕日本别開新價碼，故要“切實詢明”日方和平的基案。

    能不說是求和心切嗎？事實上，此時蔣介石已不經手孔祥熙，由自己直接遙控了，宋美齡也于七月十六日親自飛到香港與萱野面晤。

    會談設于香港大酒店三五Ｏ号房間，柳雲龍代表蔣方提出七點：一、平等互讓；二、領土完整、主權獨立；三、恢複盧溝橋事變前狀态；四、日本撤兵；五、共同防共；六、經濟提攜；七、不追究維新政府、臨時政府人員的責任（參閱楊天石《尋求曆史的謎底》，頁六至四）基本上響應近衛三原則。

    杜石山于會後緻電蔣介石稱：“和平之事，當在汪氏等所欲謀者未成熟之前，始克有濟，否則夜長夢多，多一糾紛即添一障礙，屆時鈞座雖欲當機立斷，恐亦為事實之所不許也。

    ”（《小川平吉關系文書》（二），頁六至五）至此，蔣與汪已開始做“和平”競賽了。

    接着小川平吉于三月二十四日赴港，聽取萱野彙報後，并與蔣方進一步商談，小川與萱野提出是否可首先讨伐共産黨，以實現局部停戰，宋美齡與蔣介石的回答都是正面的，并謂可用“密約辦理”。

    杜石山告訴小川，蔣“現已布置了大量嫡系軍以對付共産黨”，以及“在議和成功之時，望以日本的先鋒隊進行讨共”。

    （《小川平吉關系文書》（二），頁六五三）蔣又于四月間派馬伯援與小川在港聯系，很可能有進一步的表态，但馬突于四月二十四日逝世。

    五月六日，小川又與張季鸾會談，更明言日本最關切排共。

    蔣介石反共意願雖高，但在那個情況下，馬上翻臉伐共自大有顧忌。

    然小川等急于要蔣明确表态，甚至要到重慶來談。

    相逼之下，蔣終感化暗為明維艱，想緩一緩，将和平要求先在國防會議提出再說。

    小川等在杜石山等人一再解釋下，對蔣氏苦心表示諒解。

     六月間，中共對蔣日和談已有所聞，乃迫蔣履行諾言，廣西方面也表示如果中途妥協，将單獨抗戰，使蔣更不敢公開表态。

    此時汪精衛已到東京與平沼首相會談，但蔣介石不僅仍然保留香港聯絡點，而且宋美齡再度飛港與柳雲龍等會商，并由杜石山會見小川，要求阻滞汪精衛新政府的成立。

    小川等則想于汪政權成立前，逼蔣公開表态，接受和平條件，因而重申蔣日雙方在軍艦會談前議。

    （閱《小川平吉關系文書》（二），頁六四○至六四三）蔣于七月七日抗戰二周年文告，重申抗戰到底的國策不變，他能不如此重申嗎？但被日方認為缺乏誠意，更傾向汪精衛。

    不過，蔣于七月十六日在重慶發表軍事委員會組織與人選，規定蔣有權執行國府組織法第一一一條之規定，即宣戰、議和、締約的權力，已為蔣全權議和訂下法律根據。

    蔣又于八月初經杜石山轉告日方已有分共決心，并派鄭介民、王景惠先後赴日，力阻汪日之間的和平運動。

    小川也開始積極活動，于八月十日走訪近衛文麿，并連夜進京會晤首相，提出所謂“戰勝國寬宏大度”的第三方案，由小川攜赴重慶談判，同時要求對方派出孔祥熙一級的代表參與預備會議。

    重慶方面得此報以及汪政府将延期成立之消息後，孔祥熙聲言将犧牲一身，決心在參政會提出“和平”案。

    此時德國與蘇聯已締定互不侵犯條約，日蘇亦已有妥協迹象。

    蔣、孔怕孤立，故更加積極求和。

    但此一世界形勢的發展也使日本軍方更為嚣張，對日本政府橫施壓力，被迫于九月十三日聲明扶持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

    蔣、日和談再次觸礁。

    蔣介石對汪組府“深惡痛絕”，不謂無因。

    唐縱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的日記提道： 委員長發表重要談話，對汪逆召開僞代表大會及企圖成立僞中央政權問題，深惡痛絕。

    委座從未公開斥辱何人，此為第一次，并表示海枯石爛，永不寬赦。

    （《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一） 照說汪精衛去做“逆”，自毀曆史，蔣介石又何必“深惡痛絕”呢？其所以“深惡痛絕”，顯因汪破壞了蔣日和談之故。

    汪是已下了海的，擺明在搞，然而蔣卻一直暗幹，想下海因考慮太多而不敢下海?選 一九三九年底，南京的汪政權開場之前，高宗武與陶希聖突然出走，抵達香港後，于一九四Ｏ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大公報》上刊登來函，并公布轟動一時的文件——《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

    此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日方草案，修正案改稱《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于同年十二月三十日簽字。

    由于初次公布的是草案，日方要求十分苛刻，更凸顯此一《要綱》的賣國